摘要：福寿沟是赣州古城的一条集江河坑塘于一体的综合水利工程，历经千余年续用至今仍发挥着城市防洪排涝的作用。对此现象，以往主要是从其功效方面进行介绍，本文拟就其形成历史与发展的文化背景情况，从历史学角度作一考述，认为北宋刘彝只是创建了水窗，福寿沟的创建应早于刘彝时代，并认为民间将“两泉三池”“龟城”等地方巫术和风水文化与之捆绑，是其能发展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福寿沟 “三池” 历史年考 文化背景
福寿沟是江西赣州古城的一项集江河坑塘于一体的系统综合水利工程，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现存年代最早并续用至今的古代城市下水道。自2010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载《江西赣州古城千年不涝——宋代排水系统仍发挥作用》一文后，每年4月至8月自南而北，各地随着城市洪涝灾害的发生，一波波媒体、考察团、学者便慕名递次而至，从中央到地方各种报道和专题节目层出不穷。2016年8月李克强总理考察福寿沟后说：“这说明中国城市地下设施营造经验值得赞叹。今天我们建设地下综合管廊，也要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城市良心工程”。2021年12月，有众多院士参加的“上海防洪排涝论坛”上，吴志强院士《让城市生命更有韧性》的发言中也讲到：要学习赣州古城排水沟渠的处理，“大水来了关掉，里面水多了可以排出去，整套蓄水排水系统臧在城市地下。”并强调“建城要先理水，理水才能建城”。
但至今为止，相关文章多局限于水利功能现象方面的讨论，较少从史学和文化背景的角度，探寻福寿沟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在此，笔者不揣谫陋，试述拙见。
一、形制特点
赣州古城位于章、贡两江交汇的三角河套地区，四周分别环峙武夷山、九连山和罗霄山山脉的余脉，千里赣江汇成于赣州城下往北注入鄱阳湖。因此，赣州是座易遭洪涝灾害的城市，防洪排涝设施是它的必由之路。此根据清代同治《赣州府志》的“福寿二沟图”和《赣县志》的“福寿沟图”，并结合相关历史与现状情况分析，福寿沟有如下特点。
图1 清同治赣州城环境图
图2 2020年赣州老城区卫星图
图3 福寿二沟图
图4 福寿沟图
（一）因势利导，分区排水
福寿沟由“福沟”和“寿沟”两条排水系统构成，即“寿沟受城北之水，东南之水由福沟而出”[2] 。据《赣州的护城濠与福寿沟》[3] 一文考察：其集水面积大致以今文清路（宋为阳街）为分界，以东为福沟区，集水面积约2.3平方公里，主沟长约11.6公里，有水堑口（今涌金门下）、刑事庙（今濂溪路）、八境公园三个出水口；以西为寿沟区，集水面积约0.4平方公里，寿沟主沟长约1公里，有西门和花园塘两个出水口。仅西南端约0.5平方公里（主要为历朝军事驻地）没有福寿沟。
（二）利用地势落差，形成流速冲力
赣州古城俗称“龟城”，占地3.2平方公里，平面大致成三角形，章、贡两江就在城下俗称为“龟角尾”的三角尖上汇合成赣江。地势西高东低，高地为临章江的西地段，低地为濒贡江的东地段，高差约五米，城厢童谣：“三山五岭八景台，十个铜钱买得来[4] ”也说明城区的地势。古人便是充分利用了此间的落差谋划福寿沟，利用水的自然冲力，将沟中垃圾带入池塘、沉井和江河中。同时，对一些相对平坦的地方，则因地制宜和视水量的大小，不断改变沟渠的截面，以保持水的流速足以冲走垃圾和冲开水窗。
（三）沟通池塘，调控容量
福寿沟主沟之外，尚有许多毛细管状的网状支沟覆盖城区，这些主沟与支沟又与城内的“三池”（凤凰、嘶马、金鲫鱼）和众多的水塘相贯通，从而形成主次分明“旁支横络”“纵横纡折，或伏或现[5] ，既可调蓄城内水容量，节制暴雨流量、减少下水道的溢流，又可利用雨污水养殖种菜、供水防火等，使城区地下构成一个有机的水环境，成为排蓄结合的城市排水网络和最早的污水综合利用工程。
（图5 古城的水窗与池、塘旧址示意图
（引自《赣州历史文化名城规划》）
（四）砖石结构，水力启闭
根据近年来调查勘察资料显示，福寿沟为砖石结构，现存大多为砖券顶，但攀高铺巷尚存早期石盖板样式。大部分主沟埋深1.9——2.3米、高约在1.1——1.8米、宽在0.65——1米之间，与明代方志所载：“阔二、三尺，深五、六尺，砌以砖，覆以石”[6]基本相同。福寿沟出口处（古称“水堑口”）由内、外闸门与沟道、调节池（古称“度龙桥”）构成整体，平时雨污水经调节池自然流入章、贡二江或护城河中，雨季或暴雨时，利用水力使水窗自动启闭。即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水位时，借助江水之力将水闸门关闭；当江水低于水窗时，则藉城内沟道水力将水闸门冲开注入江河之中。
（图6 福寿沟部分结构形式、吴运江、李炎提供）
图7 赣州均井巷——姚衙前福寿沟平剖面组图
(吴运江、李炎提供）
二、形成探索
福寿沟的创建，没有明确史载，但现在学界和传媒几乎都采用北宋刘彝说。笔者认为如此浩大而又完美的城市综合水利工程，不太可能由一人在两三年中完成，应该有个城市发展变化的背景和对城市防洪排涝的认识、摸索、总结的过程。
（一）相关年考
有关福寿沟的史料，最早见于南宋曾敏行的史料笔记《独醒杂志》：
“刘彝以论治水见称。后治郡，率能兴水利。彝守章贡，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7]
该书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书中多记两宋轶闻，可补史传之阙，间及杂事，亦足广大见闻。”在杨万里的序中亦言：“其载之无瘐笔也……，是皆近世贤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也”胡铨、赵汝愚、周必大等众多南宋名望亦为之提识作跋，可见推崇。曾敏行（1118——1175），吉水人，去刘彝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8）治赣时间未远，其次子曾三聘曾任赣州司户，此书也是由他整理刊行，所言当可信。
刘彝，在《宋史》列传中未涉赣州治水事。仅载他治赣“著《正俗方》以训”移风易俗的政绩[8]。后世有关刘彝知赣和福寿沟事情，均多由上述两条原始史料演化而来。如赣州方志中现存最早的明嘉靖《赣州府志》载：
“……东、西、北阻章贡二水，水暴至，辄灌城，乃谋置水窗，三时启闭之备患。……”注传：“宋熙宁中，知州刘彝谋置水窗”[9]。“刘彝，执中，福建怀安人，幼介特，尝师胡瑗，善治水，擢进士，熙宁中以判运知虔州……。城东北濒江，作水窗视水消长而启闭之，水患遂自息。择彝为都水丞。”[10]。
明末天启《赣州府志》：“刘彝，字执中，怀安人，幼介特，从胡瑗学。……熙宁中以判运知虔州，因俗尚巫鬼，不事医药，著《正俗方》一卷，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先是郡城三面阻水，水暴至，辄灌城，彝作水窗十二间，视水消长而启闭之，水患顿息。朝廷以彝善治水，除都水丞。”[11]。
以上记载都只说到刘彝及其水窗，均未提及“福寿沟”之名及其创建年代，直到天启《赣州府志》才出现福寿沟之名，并有相关形制、尺度、材质、堵塞原因和工程修缮现状、措施、管理等记载。如“福寿二沟，在府城。昔人所穿，以疏城内之水也。不知创自何代，或云郡守刘彝所作，近是。阔二、三尺，深五、六尺，砌以砖，覆以石。纵横纡曲，条贯井然。东、西、南、北诸水俱从涌金门出口，注于江……。后因民居架屋其上，水道寖失。其故，每岁大雨时，行东北一带，街衢荡溢，庐舍且潴为沼。……而古迹可复，水患可消，则百世之德也。[12]” 这是有关“福寿沟”名字最早及最详细的记载了。清代以后地方志有关此项记载，又多参此损益。
（图8 攀高铺段石盖板福寿沟与史载基本吻合——吴运江、李炎摄）
从以上引文可判明以下几点
一是福寿沟为“昔人所穿”“不知创自何代”。北宋的状况是“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刘彝到任后“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说明原已有福寿沟，建水窗是为了解决春夏雨季时洪水倒贯的问题。但到明末清初后，便怀疑是刘彝所创，即“或云郡守刘彝所作，近是”。而到清乾隆年间时，方志则又明确载为：“二沟、三池、及十二水窗，攸关全城水利，与护城堤坝俱兴于宋”[13]。清末《赣县志》在引述此条中又进一步明确：“至福寿二沟，原委不甚分明，自是年久失考，传称刘彝素通水利，则二沟之设，当同时与水窗并建。[14]”这恐怕便是今人所云福寿沟始建于宋代或由刘彝创建的主要依据。但可以看出，这个结论，不是距历史发生点最近的人得出的，反而是越远的人越予以肯定，显悖于一般史学观规律。
二是肯定了是刘彝创制水窗，但没明确他创建了福寿沟。宋代治水名人很多，刘彝是个“以论治水见称”“率能兴水利”的人，也就是说，以理论见长，也能倡导些水利实践。故《宋史》不载其善治水事，各地方志将之载入传记，主要是基于他的治名作为贤能或循吏载入名宦中。至于宋代“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而明代则是“彝作水窗十二间”并且“东、西、南、北诸水俱从涌金门出口，注于江”这就不得其解了。“十二间”可以解为“十三”笔误，而福寿沟的水全部汇集一齐单从涌金门入江，似乎就与分区排水特点不符了。宋代赣州是13座城门，明后期是6座、清晚是5座。即便城门堵塞逐减，也应不影响门洞下的水窗分别入江或护城河呀。
（图9 现在沿用的水窗和井口形制）
三是“福寿沟”之得名，始于明代。至于为什么称“福寿”?清代《修福寿二沟记》是称：“有福寿二沟，盖因形而名[15]。”现在流传其命名是“因形似篆书福寿二字”，应源此演绎而来。2015年笔者参与吴运江团队对福寿沟进行调查勘测时，发现罗家巷地段福寿沟的砖构拱券上模印有“福寿”二字，从砖的尺寸和拱券砌筑样式看，应为明清时所修筑，是为最早的物证。
（图10 罗家巷段福寿沟的“福寿”铭文砖）
(吴运江、李炎摄）
四是福寿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按常理来说，应是先有沟后有窗才对，创造水窗是防止洪水倒贯的最后关键技术节点。再则，像福寿沟这么庞大复杂的地下与地上相结合的水利工程，亦不可能刘彝一任所能完成。据方志载，宋熙宁年间（1068——1077）计十年，共有7人任虔州知州[16]——有学者认刘彝知虔时间为熙宁五年至七年（1072——1074）[17]，而朝廷任命有治水专长的刘彝知虔，应是有特别针对性的，即处理好福寿沟的水既能排得出又能防得住的问题，于是创建了水窗，从节点上解决了城内长期内涝的困扰。因此，笔者推测福寿沟的创建，应在南朝梁陈霸先将城址迁回章、贡二水间至刘彝造水窗之前，而最有可能的是隋唐时期和卢光稠扩城后的割据时期。
（二）拓城促生
东晋永和五年（349），太守高琰将南康郡从于都县移至“章、贡二水间”即今赣州古城（姑称‘高琰城’）。东晋义熙七年（411）徙于赣水东，南朝梁承圣元年（552）陈霸先复于章、贡间，即今城（姑称‘陈霸先城’）是也。[18]”根据相关方志载：高琰城的范围主要在郁孤台和百家岭周边高地，占地不足1平方公里[19]；陈霸先再次将城址迁回章、贡间，并往南拓展到大公路与古城巷之间，仍属古城的“龟背”高地，占地1平方公里，这两城都是利用赣州古城的高地筑城。
图11 赣州城历史发展示意图
（引自高松凡，赣州城市历史地理初探，论文插图）
旧城濒贡江一带地势低洼，向视为“渚地”年年被洪水浸泡，故高琰城和陈霸先城皆避开它。但唐末五代时，由于藩镇割据的大背景，本地军阀卢光稠着眼于当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为了圈民、凭险和控江以利抵御四周强敌，保留原西北段城墙：“斥广其东、西、南三隅，凿址为隍，三面阻水[20]”，不顾水患的危害，将城址（姑称“卢光稠城”）拓展到贡江边。此举引起了如下结果。
一是强化防洪建设。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因贡水直趋东北隅，城屡冲决”知州孔宗翰“甃石当其啮，治铁锢基”[21]又，“州城岁为水啮，东北尤易垫圯，宗翰伐石为址，冶铁锢之”[22]即将此处原土城改为砖石城，成为我国最早明确使用砖石砌城并保存至今的古城墙。赣州沿江3600多米古城墙之所以能延续至今，主要原因也是仍担负着防洪的功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这个概念，自卢光稠扩城后为之改变，防洪，成为这个城市每年都要面对的问题。
二是完善排涝设施。宋嘉祐年间孔宗翰“伐石为址，冶铁锢之”，只是解决了防洪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内涝问题。遂有十年后的“熙宁中，州守刘彝开水窗以防水患”[23]和前述的“水至则闭，水退则启”“视水消长而启闭之，水患顿息”。
（图12 赣州西段城墙）
（图13 赣州古城墙北宋“熙宁二年”和南宋“绍熙二年”
铭文砖）
“陈霸先城”是利用原“高琰城”扩展而成，存在时间约自梁承圣元年至唐光启元年（552——885）历时约333年，其选址范围属于古城的高地，大致都在海拔100米左右（卢光稠扩城后的城址大都低于此海拔高度），恰好大致重合在清代绘制的“福寿二沟”中的“寿沟”范围内。而且，最早见诸文献记载的“狮子两泉”和“凤凰、金鲫鱼、嘶马三池”也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从“福寿二沟图”和“福寿沟图”也明显可看出，“寿沟”均在原陈霸先城的1平方公里的城内，“福沟”则基本上都在扩城后周边2平方公里的低地内，显示出有历史先后和前后接续的关系。疑“两泉”和“三池”，或即此期间创有初形，后“自宋元迄今，时一清理”[24]，渐形成后来的福寿沟。
陈霸先建城的目的，应还是传统的“筑城卫君”思想，但并不等于这段300多年的城市历史不存在防洪排涝的需求，也不是不具备规划建设城市水利工程的条件，尤其是隋唐盛世时期。由此而推测：福寿沟之所以有“寿”与“福”沟之分，形成分区排水的特点，就是因为先有“寿沟”，而后才有扩城之后形成的“福沟”。
在卢光稠（840——911年）以虔韶二州为根据地自称剌史的百胜军割据政权里，面对每年如期而至的洪水和内涝，官民不可能任由不为，坐等近200多年后的刘知州来治。在这段相对稳定发展壮大的约26年时间里，卢光稠极可能结合其扩城建设时机，同时整体规划经理了城区地下排水设施，并初步形成了后来福寿沟的基本规模和形状。这从广为流传的卢光稠请风水大师杨筠松规划扩城，可知扩城有专家谋划并考虑城内水系统的设计。
此后进入唐末十末纷争，政权更迭的动乱时代。但到虔州归宋（975年）至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应也是极有可能修建或完善福寿沟的时期。
宋初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连接中原与岭南水运交通的大庾岭驿道，成为国家南北通道上唯一的一段陆路节点，虔（赣）州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城市影响力因此而发生巨变，成为赣州历史上政治经济最辉煌的时段，多项经济成就名冠全省[25]，有这个经济实力来用砖石改筑城墙和全面整治城市地下排水。因此，很有可能在孔宗翰用砖石筑城之前，福寿沟已在卢光稠经理的基础上，有过长时段的不断修建和完善，只是缺载而已，刘彝完成的不过是成就大业的最后一棒。
三、沿续动力
古代类似赣州福寿沟这样的城市水利工程，其实全国还有很多。如本省宜春唐代的“李渠”、北京元代元大都水关考古遗址、安徽寿县明万历修建的“月坝”（这是与福寿沟水窗工作原理最接近的城市防洪排涝系统）等，尤其是李渠，从留下的史料看[26]，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建设规模、技术含量，其价值和意义都不在福寿沟之下。但是它们绝大部分没有延续使用保存下来，只是留下一些史料和遗迹而已。现在仍在续用的除福寿沟外，恐只有明清时期的北京紫禁城了。
福寿沟能历经千年续用至今的原因，除了它有切合实际利城利民的客观实用性外，可能还与以下传统文化有关。
（一）敬“三池”
历史上对于实践证明能惠及民生的良心工程，民间都会编造一些神话或传说故事，并设置些纪念性建筑，使其形成一种声望或传统压力以达到保护或传承的目的，这是底层老百姓的智慧。如四川都江堰关于李冰斗江神的故事和二王庙，广西灵渠关于飞来石和三将军墓的传说。赣州福寿沟也是如此。
福寿沟得名于明末，此前多以“两泉三池”或“沟”代指。如“福寿二沟在府城，昔人所穿，以消水患，功益与三池相表里者也”[27]。“狮子两泉”，位于今郁孤台下军门楼前。“三池”即凤凰、金鲫鱼、嘶马池，分别位于今解放路中段东侧和阳明路东段南侧。“三池”各占地约在100——200平方米间。据明《嘉靖赣州府志》载，正德丙子（1516）邢珣重修嘶马池时“清出直阔三丈五尺，横宽三丈二尺，环砌以砖。”修金鲫鱼池时“清出池东西五丈五尺，南北四丈三尺”。原“池各有沟，水脉交通，冬夏不涸，嗣通塞无常，渐失故址，今则福寿两沟约略形似”[28]“约略形似”应是指功同福寿沟。池边一般都建有亭阁勾栏等人文景观，在其上题匾作对。它们“三池鼎足相望”，互为沟通，人为设置，其实就是福寿沟的一处地表节点工程，即上引所谓的“相表里者也”，功同“沉井”“水窗”和“渡龙桥”，与地下的福寿沟、城内的水塘、城外的三江和护城河，共同构成福寿沟的综合水利系统工程。“三池”主要是起便于疏通沟道和清淤排污的作用，其功能初意可能仅是作为监测暗沟通塞、水位高低和流速作用，如清末总结维修福寿沟时便说：“欲得真踪，须从凤凰池循其沟之曲折，穷其水之流通必无一阻淤，而后脉络分明。古人开浚之微意可识，皆从水利立言，乃为笃论。[29]”日久后渐成为一处具有神秘文化内涵、令人敬仰的名胜古迹。
有关“两泉三池”的始建年代，史书失载。但散见于风水杂录和民间的传闻中，却明确为唐末杨筠松为卢光稠设计了“狮子二井”和“三池”，而且留下了至今百姓津津乐道的杨、卢相互设局暗害的故事[30]，不过官编方志未见采纳。从“三池”所在位置看，地势较高亢，自然水塘很少，缺少可资福寿沟调蓄利用的水面，因此，有人为设计开挖池塘的必要。“福沟”区内有大量的天然积水塘，可替代“三池”的功能。
（图14 清同治《赣县志》金鱼池图）
“三池”现已无存，约废于民国，但散见于各方志中的维修记载约有十余次，最后一次维修为清同治八年（1869）。最早的记载，是明嘉靖府志所载宋宁宗庆元年和嘉泰年间（1194——1202），郡守柴中行、赵时逢分别重修过金鲫鱼池：“府东南二里，其形势高下与凤凰池近似，旧有沟达三池，久而湮塞。郡守赵时逢、柴中行、继拓，元末废为民居[31]。”宝庆丁亥（1227年）郡守聂子述（曾辑印《宋拓郁孤台法帖》传世而著名）重修凤凰池时，曾“构亭其上”，又因“池中有石竹生焉，旧传有凤栖其上”并名匾“凤凰”。此事彭祥还为之作有“圣人抚世岐凤鸣，圣君德洽虞麟生……等诗句，可见已是一处重要名胜古迹了。
（二）信“风水”
赣南是民间风水文化的发祥地，创建了江西“形势派”（相对于后来的福建“理法派”），而且名师辈出，明清时期大部分时间里执掌代朝廷钦天监（专司皇家风水及国家天文、地理等）的主职（即“国师”和“博士”）。明代时赣南风水术更是大行其道，一时风水建筑如塔、桥、楼、阁等风行赣南[32]，相关风水文化传说也多兴于此时，前文所述的杨筠松与卢光稠的传说，后文将说到的刘伯温与通天龟的故事，大致也形成于此时间。当然，赣南传统上更信巫鬼、谶谣，故刘彝知赣时，主要政绩不是治水，而是因“俗尚巫鬼，不事医药，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33]”的事迹。
查相关文献，至迟宋代时便将福寿沟的保护修缮与一方人文的祸福兴衰联系起来。据嘉靖府志载：“宋绍兴丁卯（1147），郡守曾慥修谯门，掘地得石，上书谶文云：‘穿开狮子两条泉，九秀回龙出大官，金鲫鱼池赐金紫，凤凰池上出名贤’”[34]又，天启府志：“旧传赣郡城为通天大龟形，十县为蛇形，号‘十蛇聚龟’。郡城中有狮子二井、凤凰、嘶马、金鲫鱼三池。相传晋郭璞《迁城记》曰：‘金鲫池中波潋滟，读书科第登荣显，莫教他日塞鱼池，枉读诗书千万卷’。又曰：‘塞却三池人少粮，又无朱紫耀金章’”。[35]
刻石谶文，显系民间神秘文化仿照古人伎俩使然。士大夫当然懂得其中意思，但也并不揭穿，而是顺应并代代相传。“通天大龟”说，也与福寿沟功能所起的作用有关，故民间有“浮城”故事广为流传。[36]
我们今天查阅赣州方志时，便会发现，但凡明代的赣州府城图都画成龟形。现在媒体介绍赣州福寿沟时，多用“千年不涝”和“浮城”为题的也是源于此。
（图15 明清府城图仿生象物图）
因此，每到一个福寿沟维修周期的时间，便有士太夫拿修“三池”说事。如古代最后一次福寿沟修缮的动因，就是巡道文翼上任后，感到“政通人和，慨然以兴废举坠为己任”，询问地方利弊，于是，部属周长森“遂以福寿两沟，凤凰、金鱼、嘶马三池对”，说：“郡城‘五岭’、‘三池’，著名形胜，闾井相望，高下层出。而五岭之水，延袤曲折，南北创为福寿两沟，迤东则汇于三池”。谓井泉之脉胳，犹人身之气血也，气血凝滞，则疾病生焉[37]。井泉湮塞，则潢污壅焉。”于是：“同治九年，巡道文翼、知府魏瀛、知县黄德溥，督郡人追寻故址，兴工疏瀹，池水清澄如故。将来文运如开，端赖于斯也夫！[38]”这是古代最后一次维修，尤为珍贵的是还留下了魏瀛的《修福寿沟记》、黄德溥的《修福寿二沟记》和邑人刘峙的《福寿沟图说》等稀有和历史上最丰富的一次维修史料。特别是“福寿沟图”和“福寿二沟图”，成为今天研究和宣传福寿沟最重要的的基础资料。
此前有关维修“三池”和“福寿沟”动因，大致若此。如明代“景泰二年（1451），训导司马轸阅方舆胜览及稽郡志“谓池之开塞，系人才兴替”[39]，建议要修缮福寿沟，后来南赣巡抚韩雍清、陆稳，名宦郡守如邢珣、黄扆等也先后主导修葺过“三池”。知府黄扆于明嘉靖壬戌（1562）重修金鲫鱼池时，还在其上兴建了金鱼坊和“建书院，士子肄业”。府志在总结这些维修的意义时：“夫三池之开塞，系人文之盛衰，即形家言未必一一皆中，顾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自昔考卜者不废也。石谶相传已久，岂尽悠谬不足信耶?唯是岁，邈迹湮，承勘者急于报命[40]……肯定了它的必要性。清代沿袭前朝，更加勤奋用心，以标榜政绩和顺应民望。
（图16 晚清福寿沟纪年铭文砖）
自清末以来，因较长时间囿于战乱困顿和百废待兴时期，福寿沟的维修主要是依赖于一种文化自觉的贯性，修缮手段主要是针对性的、即时性地坏哪修哪，遇较大地下项目有条件时，也改用现代涵管替代。但福寿沟的基本布局和走向没有大的改变，出水口处的水窗构造原理，仍基本上延袭前朝做法。现在“三池”及大部分水塘已经被填建，内涝时辅以抽水机替代原水塘的调蓄功能。
据刘芳义等1990年编的《赣州市城乡建筑志》《市政工程》载：“清末大修后，民国八年（1919年）对福寿有过一次维修。建国后，1953年始逐段进行清理、修复和改建。如修复厚德路福寿沟767.7米；将11条街巷穿越民宅沟段改用直径为0.6－0.9米的水泥管；还改了八境台和涌金门的集水出口等，到1957年修改工作基本结束”。但实际调查情况应直到1963年仍有维修延续，直到改原木水窗为铁闸窗后才告一段落。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又进入一个以改造为主的修改阶段，这是一次破坏较大的历史时期，大部分福寿沟皆损失于这期间。据笔者2004年的初期探测和吴运江、李炎博士团队2015年的勘测，现存原传统形制并仍在使用的福寿长度可能不到3公里，主要分布在福沟集水区的姚衙前——攀高铺、厚德路——荷包塘为核心的历史街区，西边的寿沟集水区已基本无存。福寿沟虽于1997年公布为赣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真正得到重视和保护是在2010年之后，2018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便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17 “赣州市城建局1963年1月修建“铭文）
（图18 1958年拆赣州南门城墙部分城砖
用于维修福寿沟）
（图19 20世纪九十年代厚德路用
红砖水泥砂浆砌筑的福寿沟）
（图20 厚德路福寿沟古今交汇沟渠）
（ 图21 1990年刘芳义等编《赣州市城乡建筑志》
时绘制的福寿沟现状图）
（图22 福寿沟近30多年来变化状况）
（图23 笔者2004年下窨井调查赣州福寿沟）
（图24 2017年建赣州市福寿沟博物馆挖基时偶然发现的双管福寿沟）
四、结语
1、赣州老城三面环江是座易遭水灾的城市，防洪排涝是这个古城的必修课。古城历经东晋、南朝梁和唐末三次扩建而成，如此规模宏伟的综合水利工程，绝非朝夕间能够完成，更不可能在古城建成数百年后等到北宋中期刘彝来创建。史料明确了刘彝建水窗，却未明确福寿沟是他所创，本文认为，刘彝只是在福寿沟接力建设长跑中的最后或最重要的一捧。
2、“三池”是福寿沟的地面设施，是整个福寿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功同“水窗”。但它与福寿沟的关系，以往似乎没有引起学者关注。有关“三池”的史料早于和多于福寿沟，但前者着重于记述其历史文化，后者则着重于记述其水利功能。笔者认为，“寿沟”和“福沟”存在相对的独立性，而“三池”只建于“寿沟”区内，显示出属于两个不同历史时所创，“三池”的创建可能早于“水窗”。
3、福寿沟集蓄、防、排于一体，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城市综合水利工程，也是我国唯一仍在延续使用的古代城市下水道。福寿沟历经千年，承载着各历史时期的信息，是研究城市历史和防洪水利史、建筑技术史的活态文物，具有很高的科学和历史价值。同时，福寿沟的内涵、原理和智慧与当前国家提倡的“海绵城市”相一致，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万幼楠 江西赣州市博物馆文博研究员
2、 [清]黄德溥等修，同治十一年《赣县志》卷四十九之四，知县黄德溥《修福寿二沟记》，民国二十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3、赣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赣州》1994年，刘芳义《赣州的护城濠与福寿沟》。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赣州市（今章贡区）从事城建和市政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任赣州市城建局局长，是最早关注并调研福寿沟的学者。1990年主编过《赣州市城乡建筑志》（未刊）本。
4、“三山”是指：夜光、东胜、笔峰山；“五岭”：是指：田螺、百家、桂家、狮姑、金圭岭.
5、[清]黄德溥等修，同治十一年，《赣县志》卷四十九之四，《修福寿二沟记》。民国二十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6、 [明] 余文龙修，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二《舆地志•山川》。[清]顺治十七年重刻。
7、 [宋]曾敏行著《独醒杂志》卷三。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8、只载：“刘彝，字执中，福建人，幼介特，居乡以行义称，从胡瑗学，瑗称其善治水……。神宗择水官，以彝悉东南水利，除都水丞……。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医药。彝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业，俗遂变。”详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34《列传•刘彝》。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9、 [明]董天锡等编《嘉靖赣州府》卷五《创设•城隍》，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
10、[明]董天锡等编《嘉靖赣州府》卷八《名宦·府》，1962年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
11、[明]余文龙修、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之十一《名宦志》。清顺治十七年重刻。
12、 [明]余文龙修、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二《舆地志•山川》。清顺治十七年重刻。
13、[清]林有席等纂，乾隆四十三年《赣州府志》卷七《赣县陂塘》
14、[清]黄德溥等修，同治十一年《赣县志》卷四《水》。
15、 [清]黄德溥等修，同治十一年《赣县志》卷四十九之四，知县黄德溥《修福寿二沟记》，民国二十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
16、[明]董天锡等编《嘉靖赣州府》卷七《秩官•府》，上海古籍书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962年影印
17、李云彪《刘彝与赣州》2022年11月赣州社科公众号
18、[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0八《江南西道》之六，P2172《虔州》，2007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发行，王文楚等点校；
19、吴运江在《赣州古代城市发展及空间形态演变研究》第四章：“从‘山城’到‘江城’的演变——唐宋虔州的城市变革”中认为：“南宋里城”范围即为“高琰土城”的范围，面积在11——12万平方米间，即约0.1平方公里。详见《华南理工大学》2016年博士论文。
20、[清}魏瀛等修，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之三，《舆地志•城池》，赣州地志办校注，1986年出版。
21、同前。
22、[清}魏瀛等修，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四十二，《官师志•府名宦》，赣州地志办校注，1986年出版
23、[清}魏瀛等修，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之三，《舆地志•城池》，赣州地志办校注，1986年出版。
24、详见[明]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二《舆地志·山川》凤凰池、嘶马池和金鲫鱼池条：”按郡城内三池鼎足相望。旧传池各有沟，水脉交通，常注不涸。凤凰池，地监通达，清泓如故；嘶马、金鱼僻在委巷，易于浸没。自宋元迄今，时一清理，然通塞无常，追寻不易，久之且失其故址矣。夫三池之开塞，系人文之盛衰。即形家言未必一一皆中，顾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自昔考卜者不废也。石谶相传已久，岂尽悠谬不足信耶?唯是岁，邈迹湮，承勘者急于报命……“
25、据《宋会要辑稿》熙宁十年的数据：虔州商税总额为51229贯，在城商税39887.67贯，虔州造船605艘，占比全国的21%，均名列全省十三州、军之首。详见许怀林先生《江西通史•北宋卷》卷5第四、五章。2008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6、[清}顾祖禹等《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七《袁州府•李渠》。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书，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2005/3。
27、 [清]刘瀚芳、孙麟贵等纂修《赣县志》卷二《舆地志•沟》康熙二十三年版影印本。
28、[清}周长森《修金鱼池记》。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之三，《舆地志•城池》，赣州地志办校注，1986年出版。
29、[清]黄德溥等修《赣县志》卷四《水•福寿二沟》，
30、大意为：卢光稠请杨筠松择址规划布局扩城后，，又请为其卜天子地，复问还有此地否?曰：有，一席十八面，面面出天子。卢恐他姓得之，遂毒杨。杨觉，携其徒曾文辿亟去，至一处问何名，曾答：药口（今于都杨公坝），曰;药到口，殆矣，此仇不可不报，小子志之：告卢王于磨车湾安水碓，十字街口开泉井，则世世为天子矣。曾问：何谓也?曰：“磨车湾安碓，单打卢王背，十字路口开井，卢王自缢颈”。后，卢光稠果背发疽，痛不能忍，自缢而死。
31、[明}董天锡等编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二《山川•池》
32、详见万幼楠,《赣南风水塔与风水信仰》张涛主编的《周易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10/12
33、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34《列传•刘彝》
34、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35、[明}董天锡等编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二《山川•池》
36、[明]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十八《记事志•轶事》大意是：赣州三面环水，城高墙厚，明将常遇春久攻不下，请刘伯温来察看地形后说，当用水攻，于是在二水合流的下游筑起大坝。可是数月过去，城外田园农舍皆成泽国，赣城却安然无恙。再登高细察，发现赣州城宛若一通天龟形，头朝南，四足即四城门伸入章、贡两江中，隐约能见四足在水中划动，不禁叹
曰：今日可真识浮州了。于是铸成四根铁柱，分别钉在四门码头。巨龟顿时流血三天，染红三江，浮州不能浮不起来了，守城陈友谅部将熊天瑞只好举旗投降。
37、[清}周长森《修金鱼池记》。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之三，《舆地志•城池》，赣州地志办校注，1986年出版。
38、[清}魏瀛等修同治十二年《赣州府志》卷之三，《舆地志•城池》，赣州地志办校注，1986年出版。
39、[明}董天锡等编嘉靖十五年《赣州府志》卷二《山川•池》
40、[明]谢诏纂《天启赣州府志》卷二《舆地志•山川》凤凰池、嘶马池和金鲫鱼池条。
作者简介
万幼楠，男，1959年生，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赣州市博物馆特聘研究馆员、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古建筑专家、省文化厅古建筑专家组组长、江西省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出版专著有《中国古建筑基础知识》、《赣南围屋研究》、《桥・牌坊》、《塔》(另有英文版)、《斗拱》、《赣南围屋》(另有英文版)、《牌坊》(另有台湾版)、《赣南传统建筑与文化》等；参与撰稿的专著有《赣文化通志》、《中国民居建筑》、《客家民居的世界》(日文版)、《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等；发表论文有《赣南“赣巨人”、“木客”识考》、《关于客家与客家围楼民居研究的思考》、《赣州，宋代城建博物馆》、《强势族群与客家意识》、《赣南风水塔与风水信仰》、《赣南客家祠堂调查》、《王明阳与围堡民居的兴起》等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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