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平茶寮碑》校勘考证研究

摘要：《平茶寮碑》为正德十二年王阳明提督南赣军务期间，会同三省夹剿横水桶冈匪寇之后于山中巨石之上所留题刻，用以纪事。然而，历代文献典籍记载与茶寮碑刻原石出入较大，这给学界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为此，本文基于《平茶寮碑》原石文字，参考明代有关文献记载，首先对《平茶寮碑》碑名源起及碑刻正文进行校勘，在此基础上对“纪功御史”以下135字的书写者问题提出观点并予以论证，以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关键词： 平茶寮碑    校勘     考证    书写者  

《平茶寮碑》为明代提督南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所书碑刻，碑文刊刻于大山之间一块高耸的岩石之上，今位于崇义县思顺乡齐云山村。岩石通高约8.31米，宽约3.45米，厚约2米，海拔591米。岩石正面朝向东南方，整体为偏东北西南走向，正面东南方向为海拔1100米山峰，背面西北方向为海拔1220米山峰，岩石位于两山之间东北西南走向的谷底，碑石前方溪水流过，自东北流向西南注入思顺河（图一、二）。

图一 《平茶寮碑》石刻朝向方位图

图二  《平茶寮碑》位置图

岩石正面为王阳明所书碑文，西南侧面为“纪功岩”及李璟和韵碑文，东北侧面为王阳明、邢珣、郏文、舒富唱和诗及李璟题名铭文，以上共计8品题刻（图三）。

图三  《平茶寮碑》题刻位置分布图

1.正文题刻    2.王阳明题诗   3.邢珣题诗    4.郏文题诗

5.舒富题诗    6.李璟题名     7.纪功岩      8.李璟题诗

一、《平茶寮碑》碑名及“纪功御史”之前碑文订正

（一）《平茶寮碑》碑名

《平茶寮碑》得名由来（图四），史无确切记载，而碑文也仅仅以“刻茶寮之石”简括。查阅王阳明相关文集及年谱，其门人更多以《平茶寮碑》命名，如邹守益《王阳明先生图谱》中有“立《平茶寮碑》”语，[1]是书刻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即王阳明殁后28年，而目前通行本《王阳明全集》，其参核底本大多为嘉靖年间王门弟子汇集、隆庆六年（1572）御史谢廷杰刊行的《阳明先生文录》，其中有关茶寮刻石的碑文冠名即为《平茶寮碑》。基于以上征引，同时参考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吴遵之刻本《太保费文宪公摘稿》中《平浰头记》一文，明人叙述平寇事件，皆以“平”字题首，以此类推，故以《平茶寮碑》命名亦无不可，有关茶寮刻石命名之由来基本清晰。

图四   《平茶寮碑》拓片

至于后来世人，因袭相称。清代《江西通志》中叙述“桶冈洞”中以“明虔抚王守仁捣其巢，刻《茶寮碑记》于石”称述，[2]则为茶寮刻石碑名又一演化耳。

（二）《平茶寮碑》碑文

《平茶寮碑》碑文，历来文献记载与碑文本体出入较大，有关碑文内容叙录，大致可分为两个类别，即王阳明立碑之时是否叙录书写了“纪功御史”以下135字。兹录出碑刻正文于下：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广、湖、郴之间骚然，且四三年。于是上命三省会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横水、左溪诸巢，贼败奔。庚辛，复连战，贼奔桶冈。十一月癸酉，攻桶冈，大战西山界。甲戌，又战，贼大溃。丁亥，与湖兵合于上章，尽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二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归流亡，使复业，度地居民，凿山开道，以夷险阻。辛丑，师旋。於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举事也。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纪功御史屠侨，监军副使杨璋，参议黄宏，领兵都指挥许清，守备郏文，知府邢珣、伍文定、季敩、唐淳，知县王天与、张戬。随征指挥明德、冯翔、冯廷瑞、谢昶、余恩、姚玺，同知朱宪，推官徐文英、危寿，知县黄文鸑，县丞舒富，千百户高睿、陈伟、郭璘、林节、孟俊、斯泰、尹麟等，及照磨汪德进，经历杭埕，典史梁仪、张淳并听选等官雷济、肖庾、郭诩、饶宝等，共百有余名。

根据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黄绾汇集、张良才重校刊本《阳明先生文录》、隆庆六年（1572）御史谢廷杰刊行的《阳明先生文录》记载，《平茶寮碑》正文缺少“纪功御史”以下135字。清代《江西通志》亦云：

碑凡八行一百八十三字，大四寸许。[3]

故此处校勘暂不涉及“纪功御史”以下文字，其真伪问题后文再论，茶寮刻石原文与《阳明先生文录》、《王文成公全书》等文献记载的异同点，详见表一：

表一 《平茶寮碑》主要版本文献记载异同对比

根据表格所举，参考相关文献，对碑文本体与文献记载校勘如下：

1.“江、广、湖、郴之间”与“江、广、湖、郴之家”

    茶寮刻石原文为“间”，而《阳明先生文录》、《王文成公全书》等均为“家”，推敲文意以为“间”而非“家”。碑文原意表述江西、广东、湖南、郴州三省一州区域交界的地方，在古代，往往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地方，地处偏远，行政控制、教化流布相较其他区域更难到达，同时在行政管辖方面彼此交叉，自然有推脱之嫌，兼具山势蜿蜒，盗贼滋生。如若表述为“江、广、湖、郴之家”，勉强可以说通，但反推之，如此表述难免会“以全概偏”，即四省户家均遭受盗贼袭扰，这样一来，盗贼祸害的区域大为扩展，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

    另外，“间”、“家”的普通话音标为Jian、Jia，以上犹本地方言读出为Kan、Ka,均极为相似，或许古代誊抄碑文时，书手听写错以“家”代“间”，遂致如此，也有可能。以“江、广、湖、郴之间”为正。

2.“骚然且四三年”与“骚然且三四年”

   石刻原文为“四三年”，相关文献典籍记载无一例外均为“三四年”，究竟“江、广、湖、郴之间”遭受匪寇袭扰时间有多久？

乃今两月之间，可殄此数十年未熄之患……[4]

                                    ——《虔台续志》

正德七年，兵备卫门招抚龚福全，给予冠带，设为瑶官；高仲仁等给予衣巾，设为老人。[5]

                            ——《三省夹剿捷音疏》

  今乃臣等驱不练之兵……不踰两月……除三省数十年之患。[6]

                                ——《浰头捷音疏》   

兹土为盗贼所盘据且数十年。[7]

                               ——《祭浰头山神文》

（弘治）八年秋八月，以金泽为都御史，总制江广福建，湖广开府于赣。此南赣军门之始。先是，赣州、南安为四省之交，湖广、广东遇有盗贼……[8]                                  

                               ——万历《南安府志》

根据以上文献可知，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之间盗贼横行，为害乡里已经长达数十年。万历《南安府志》载南赣军门的设置开端远在弘治八年，王阳明在平定横水、桶冈、浰头等处匪寇后所上捷音疏中也表述盗贼为患乡里“且数十年”，故此处碑文表述“四三年”，应为古人计数之意。古人常用个位数相乘表示十位数，如《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有“女乐二八”，[9]意指十六人，南朝宋鲍照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中“三五二八”指的是农历每月的十五、十六日。[10]故此处“四三年”即指代“十二年”。文献记载“三四年”想来应是古人传抄之时，顺口读出以致讹误。

3.“于是上命三省会征”与“于是三省奉命会征”

茶寮刻石为“于是上命三省会征”，与嘉靖《阳明先生文录》“于是三省奉命会征”略有不同，这种不同通过主语的显露而体现差异。前者突出平定南赣匪患中正德皇帝的主导作用，后者则重在叙述经过，强调三省“会剿”平叛。

奉圣旨：是，这南赣地方贼情……著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调官军，设法剿捕……钦此。[11]

                            ——《横水桶冈捷音疏》

武宗毅皇帝正德十二年十月诏督臣佥都御史王守仁剿横水、桶冈……诏许三省会剿。[12]

                               ——万历《南安府志》

从《横水桶冈捷音疏》中可知正德皇帝诏命王守仁提督南赣军务，可以“自行量调官军，设法剿捕”，万历《南安府志》也是同样的叙述口吻。若依照《阳明先生文录》“于是三省奉命会征”来叙述，未尝不可。然而，设身处地，作为南赣地区长官，被皇帝赋予最大化权力，王阳明感喟的心情可以设想，对于皇帝的感激或许洋溢在字里行间，而这也在侧面彰显了皇帝的审时度势与英明。这种叙述方式不为《平茶寮碑》所独有，明代李贽《阳明先生年谱》：   

上曰：王守仁实忠臣……

上复命见如何，且黄某与张罗峰又荐之……[13]

另外，原石拓片“于是”二字之后空格起第二行，将“上”字置于第二行首字，这是古代尊卑的体现，设若按照《阳明先生文录》所记载“于是三省奉命会征”来书丹刻石，“命”字前面也空出一格以示尊敬，则原有《平茶寮碑》章法布局将被打破，落款处“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中“书”字将单独再起一行，显然不合于时宜。

4.“庚辛，复连战，贼奔桶冈”与“庚申，复连战，贼奔桶冈”

“干支纪年法”在古代十分通行，纪日也多采用干支方法。一般来说，“十天干”配“十二地支”，循环六十而一甲子。此处碑刻原文为“庚辛”，属于两个天干连用，而《阳明先生文录》等一众文献记载为“庚申”，即正德十二年十月十八日。那么首先应该明晰的是古人是否有合用天干计时的先例。

季秋之月：……其日庚辛。[14]

                                    ——《吕氏春秋》

十天干：庚辛西方金。壬癸北方水。[15]

                                    ——《梅花易数》

依太史公月表之例，起庚子五月，讫辛丑十一月，凡二十阅月，因名之曰《庚辛之际月表》。[16]

                       ——王镜航《庚辛之际月表》

如上，《吕氏春秋》季秋中“其日庚辛”中庚辛代指方位，即日现于西方。宋邵康节《梅花易数》中“庚辛西方金”在表示方位的同时，更兼具了五行。清末“庚辛议和”事件，指的即是庚子年至辛丑年（1900—1901）两年之间的议和事件，这也反映在同时代文人的著述之上，如王镜航所叙述的“起庚子五月，讫辛丑十一月，凡二十阅月”，“庚辛”代指二十个月的时间段。

以此类推，原石中“庚辛”之意应属于后者，指代了庚日与辛日之间的时间段，这可以与《横水桶冈捷音疏》（以下简称《捷音疏》）互相印证。

十五日，……冒雾速进，分投急击。十六日，知府邢玽攻破旱坑巢……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丝茅坝巢。十八日，都指挥许清攻破朱雀坑巢……十九日，指挥余恩攻破梅伏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玽又攻破白封龙巢……二十二日，县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二十五日，知县张戩又破朱坑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斅又破李坑巢……二十七日，守备指挥郏文又破长河洞巢。连日各擒斩首从贼人……

……皆于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初一日早，冒雨疾登……[17]

表二  正德十二年十月、十一月天干地支表

考虑到湖广夹攻在十一月初一日，如果在进攻桶冈之前未能扫平周边各匪患，“势分备多，前后瞻顾。”为此，王阳明随机应变，指挥各哨官兵于10月15日起连续作战，至10月27日，基本扫清周边匪寇。故此处“庚辛”应代指10月18日（庚申）至10月29日（辛丑）之间的时间段，共12天（表二）。

此以“庚辛”为确。

5.“丁亥，与湖兵合于上章，尽殪之”与“丁亥，尽殪之”

惟上章一路稍平……半月始至。湖兵既从彼入，而我师复往，事皆非便……臣亦躬率帐下屯茶寮，使各营分兵，与湖兵相会，夹剿遁贼……于是，桶冈之贼略尽……[18]

据《捷音疏》并参茶寮刻石原文及《阳明先生文录》可以确认，与湖兵会师于上章的时间在十一月十五日（丁亥），在时间、地点方面均可以做到原石与文献互相印证，文献记载缺少“与湖兵合于上章”句，推测应该是文献抄写时遗漏所致。

   6.“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二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与“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三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

有关王阳明平定横水、桶冈诸匪患所取得的战果，文献记载与碑刻原文有较大出入，具体如下：

两月之间，通计捣过巢穴八十余处，擒斩大贼首谢志珊、蓝天凤等八十六名颗，从贼首级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颗，俘获贼属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夺回被虏男妇八十三名口……

今乃驱卒不过万余，用费不满三万，两月之间，俘获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19]

                            ——《横水桶冈捷音疏》

两月之间，通计捣过巢穴八十余处，擒斩贼首谢志珊、蓝天凤等八十六名颗，从首级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颗，俘获贼属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夺回被虏男妇八十三名口……

两月之间俘斩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

敕谕云：得尔奏“……擒斩首恶并贼从三千二百五十四名颗，俘获贼属男妇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夺回被虏人口及头畜贓仗数多……”

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20]

                     ——《虔台续志》卷第三•纪事

二月之间……通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三千六百有奇，俘获贼属二千三百有奇。[21]

               ——《重修虔台志》卷之四•纪事一

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22]                                  

             ——嘉靖《赣州府志》卷十一•艺文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可知，主要分歧有三类：

（1）碑刻与文献记载中有关“擒斩”人数数量的确认，究竟是“二千余”还是“三千余”？

（2）碑刻、文献记载与《捷音疏》中有关“俘获”人数数量的确认，即“俘获三千六百有奇”与“俘获贼属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以何为是？

（3）以嘉靖《重修虔台志》、《赣州府志》为代表的相关文献记载的“擒斩三千六百有奇”与碑刻、文献记载的出入？

针对以上问题，就《捷音疏》记载进行归纳统计，制成战果汇总表，如下（表三）。

表三  《横水桶冈捷音疏》营哨官兵战果统计汇总表

关于“擒斩”首级数量的统计，通过表格可以得出3198人，这与《捷音疏》后面汇总数目“从贼首级3168名颗”相差无几，应该说王阳明的奏疏中必然是据实上报，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那为何碑刻却说“擒斩二千余”？

再来观察表格，擒斩人数合计栏共有两个数字，即2873/3198人，之所以得出2873人这个数字，在于《捷音疏》中明确叙述了此次战果统计包含7月25日在南安府城、9月20日在白面寨发生的两次战斗所取得的战果，而对横水、桶冈诸贼发起战役的时间在10月9日，王阳明于12月9日“回军近县，以休息疲劳”，历时两月的战斗结束，《捷音疏》：“两月之间，通计捣过巢穴八十余处……”

可以确认，王阳明在统计战果时没有将10月份之前获得的战果剔除，但在后来的碑刻书丹中予以重新确认更正，才有了碑刻原石与文献记载的出入。文献记载“擒斩三千余”的战果统计符合史实，但《平茶寮碑》刻石记载的“擒斩二千余”更为精确，即2873人，这个结论的确定也可以在《明武宗实录》中验证：

乘胜奋击，破巢八十余，斩获二千八百有奇，会湖广兵，逐福全残党千余人突至，复邀之，擒斩且尽。[23]

既然“擒斩”人数得以确认，《战果统计表》中得指出的“俘虏贼属并夺回虏男妇”2436人，《捷音疏》后统计为“俘获贼属2336口，夺回被虏男妇83名口”，两者之间相差百人，应该是统计时小有讹误所致，这个数据还是可以为据的。问题在于茶寮刻石与文献记载《平茶寮碑》原文中均为“俘3600有奇”，有关俘获人数的统计不可能差距这么大，那么究竟哪个数据更为准确？

茶寮刻石正文：“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胁从”，意指受到威胁不得已从属之。

敕曰：……或许令胁从并亡命窝主人等自首免罪[24]

我兵连战破洞，诛其渠帅，余胁从者，释之，众流亡，使□业[25]                                     

“释其胁从千有余众”，审读文意，应当是“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这其中的“释其胁从”之“其”，指的就是3600余名俘虏，而《捷音疏》与《战果统计表》得出俘虏数字为2336/2446，做一个简单的减法运算：3600余－2446≈1154，这1154人属于胁从者，恰好可以与碑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相互印证。

至于《虔台续志》、嘉靖《赣州府志》中出现的“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斩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明显属于传抄遗漏错误，当以碑文与《阳明先生文录》记载为据。

茶寮刻石记载的擒斩、俘获数目可以做到与文献典籍互证，即擒斩二千余（约2873人），俘虏三千六百有奇（其中约1154人为胁从者）。

7.“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与“提督军务都御史王某书”

此处本无需明辨，但文献记载均为“王某”，与碑文异。则称“某”者，为古代文人尺度手札中用以谦称代己，如王阳明《与安宣慰书》中首言“某得罪朝廷而来，惟窜伏阴厓幽谷之中。”[26]是处略为旁白，以碑为据。

二、“纪功御史”以下碑文书写者考证

王阳明《平茶寮碑》在后世留下争议的，尚有“纪功御史”以下135字的书刻问题。查阅文献资料，截止清代以前，明代《阳明先生文录》、《虔台续志》、嘉靖《赣州府志》、《王文成公全书》等，收录《平茶寮碑》正文8行183字，并无“纪功御史”以下135字。

清代康熙年间崇义县训导刘凝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游桶冈茶寮碑记》一文中这样叙述：

惟《平茶寮碑》字句颇有异同,当质对石刻……石之正面,文成公手书碑文凡八行,计一百八十三字,字大四寸许,右方上半截纪各官姓名,字大二寸。[27]

刘凝对碑刻有关字句的异同的疑问，前文已经考证完成，刘凝此次亲游桶冈洞时间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初秋，他忠实的记录了茶寮碑正文后尚有“纪功御史”以下135字，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典籍资料里面首次出现对《平茶寮碑》“纪功御史”以下文字进行叙录记载的。对于《平茶寮碑》的这种情况，民国邵启贤在《赣石录》里面也进行了描述：“近见旧拓本仅前八行一百八十三字……据《赣州府志》补“纪功御史”以下一百三十五字。”[28]

根据崇义茶寮刻石的具体形态，参考《平茶寮碑》拓片，对“纪功御史”135字书写者问题进行探讨，着重从其笔法、章法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纪功御史”以下文字笔法

在讨论“纪功御史”以下文字书写者之前，首先应予确认《平茶寮碑》正文8行183字的书丹者。前文已经确认《平茶寮碑》正文撰写者为王阳明无疑，但如果通篇审视正文书法风格，难免与王阳明其它书作如《庐山纪功碑》、《客座私祝册页》等有所差异（图五、六）。

图五 《庐山纪功碑》

图六  《客座私祝册页》

图七  《平茶寮碑》附近山体岩石样本

这种差异，或许与《平茶寮碑》岩石石质有关，这块通高8米的巨石，岩石材质属于中细粒斑状黑云二长花岗岩（图七），风化面黄褐色，新鲜面灰白色，中粒似斑状花岗结构，块状构造。[29]在这样的岩体上刻字，自然与平常青石载体刻石不同，由于岩体里面中细粒块状晶体的存在，加上花岗岩硬度高，刊刻不易，用力刊刻则颗粒四散、崩落一片，故而工匠在刊刻文字笔画时，改变普通青石刻字所采用的“V”形槽，代替为“U”形槽，这种刊刻方式的改变，使得以侧锋取势的王体楷书，经过工匠刻石程序之后，一改“侧锋”为“中锋”笔法，《平茶寮碑》的整体气息变得敦穆起来，但如果仔细品味，《平茶寮碑》字里行间还透露出王字的侧锋起笔与欹斜结体，正所谓“遗貌取神”。

另外，《平茶寮碑》正文183字中，除个别字如“督”、“师”构件书写方法不同外，《平茶寮碑》的笔法与结体方法均可以与王阳明其他书作保持一致，因此，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风格对比，可以确认《平茶寮碑》正文为王阳明撰写并书丹的事实，详见下表（表四）。

表四  《平茶寮碑》与其它书刻文字对比

现将“纪功御史”以下135字中相同的文字进行抽调对比，制成表格（表五）。如图，“使”、“史”二字均存在斜捺，正文斜捺起笔轻切入纸偏移右上方一点后迅速向右下方行笔，这个行笔过程相对来说很迅速，收笔时快速写出斜捺捺脚，由于收笔迅疾，斜捺捺脚锋尖虽然是挑出向右上方的，但运笔行进的态势又使得这个锋芒有往右下方垂落的感觉。这在其《客座私祝册页》有明显体现（“使”“之”），而此处正文相关捺脚也得以表现出来，但“纪功御史”以下的文字则与之相反，起笔转右下行笔过程相对缓慢，捺脚出锋向右上方高高挑出。

同时，王字斜捺保持“紧駃”的行笔态势，故书写完成后斜捺敦实，呈现大致意义上的斜直状态，这也在正文中得到了体现，“纪功”以下文字的斜捺略显踌躇有余，快斫不足。

再次，正文“使”、“史”二字撇与斜捺交叉，从而就整个汉字本身（或构件）产生重心效应。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正文的“使”字构件“吏”还是“史”字本体，当竖撇与斜捺交叉之后，汉字（或构件）本身的重心下移，这可以通过交叉点与竖撇交叉之后左下方剩余部分的距离进行参考比对。“纪功御史”以下文字中的“使”、“史”二字，虽然重心也是在下部，但明显可以看出竖撇锋尖与交叉点的距离大于正文竖撇锋尖与交叉点的距离，二者之间又为远近，后者将整个汉字的重心提高了，故“纪功御史”以下的“使”、“史”二字显得更平正。正文“使”、“史”二字由于竖撇和斜捺的交叉点更靠下，加上书写时汉字整体构架都往右上方耸肩，或者说是欹斜，整个字显得更为险劲精赅。

表五  “纪功御史”前后文字拓片对比

 以此推导，“兵”字起笔横画、“馀”字起笔撇画、“都”字构件“土”中竖与构件“日”左竖之间相对距离、“德”字双人旁撇画与竖画的交叉点等，都与“纪功御史”以下文字存在着笔法与结体的差异性，在此就不赘述了。

据此，“纪功御史”以下135字当非为王阳明所书，或属于后人加刻。那么是谁加刻了这段文字？加刻于何时？其用意又为何？因何明纪文献并未对此就“纪功御史”以下135字进行著录？

茶寮刻石除正面王阳明刻石之外，东北侧面有王阳明、邢珣、舒富、郏文4处石刻文字，西南侧面有“纪功岩”、李璟诗、李璟题名3处石刻。

李璟，江西永丰人，其它资料不详，目前仅知其为乾字营随征督工吏，王阳明分兵十哨，他归属于一哨赣州府知府邢珣幕下。在茶寮刻石其留下诗歌题刻及题名2处，其题名“随征督工李璟”六字刊刻于东北侧（图八），作为乾字营随征督工吏，其本人可以在王阳明之侧与同为南、赣都指挥体统行事指挥使郏文等一起留下题刻，这值得深思。

为此，就李璟题名石刻与“纪功御史”以下135字相同之字（或构件）进行了比对（表六），可以惊奇的发现李璟题名文字与“纪功御史”以下中的文字（或构件）高度相似。“随”、“征”二字无论笔法还是结体并无太大出入，“史”与“吏”竖撇与斜捺的对比，前面已经行文说明，此处二者大致相同，包括“王”、“子”二构件的书写形态、结体方法等都保持了同样的节奏感与认知态势。

图八   随征督工李璟

图九  纪功岩“纪功”二字对比

纪功岩“岩”字与观善岩“岩”字对比[30]

那么“纪功岩”三字碑额是否也出自李璟之手？“纪功”二字与“纪功御史”中“纪功”分外肖似，于都罗田岩有王阳明题写“观善岩”三字，其中“岩”与纪功“岩”字差异较大。首先王字“岩”上半部“山”字左侧竖画起笔动作形态与后者保持距离感。同时下部“石”字构件横画与撇画的交叉点、“口”字的欹斜程度二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图九），“纪功岩”三字并非王阳明所书，李璟手笔的嫌疑不言而喻。

表六  “纪功御史”以下文字“随征督工李璟”文字、构件拓片对比

至此，通过单字对比基本可以从技法方面确认“纪功御史”以下135字当为随征督工李璟手笔。王阳明在《平茶寮碑》正文中提到“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举事也”，审读文意，王阳明并非特意为记录自己的功劳而立碑刻石，那么岩石左侧顶部“纪功岩”三字又谈何“纪功”之说？其次，以《平茶寮碑》8行183字而言，书丹刻石之前已经精确的算好了字数与章法，以至于对正德皇帝的尊重也跃然碑上，以“上”尊称新起一行，而“纪功御史”以下135字尺寸均小于正文，如果简单的说一句这就是本来的章法显然有失严谨，但同样武断的说刻石时蓦然发现刻不下如此多字才缩小也未服人心。

王阳明在江西所存摩崖石刻有多处，庐山《纪功碑》、龙南《平浰头碑》保存相对完好，字数众多，同样为平叛后纪事而作。

都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从征官属列于左方。[31]——庐山《纪功碑》

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时纪功御史屠侨……推官危寿等凡二十有二人列其名于后。[32]                                        —龙南《平浰头碑》

以上两碑，《纪功碑》对于从征官属并不具名，仅仅以一句话指代；《平浰头碑》也只是列出了屠侨、杨璋等部分主要随征官属的名字。审读文意，以上二碑自王阳明落款之后，后面句意均能衔接完整，独《平茶寮碑》在 落款后蓦然写定“纪功御史屠侨……等共百有余名”，固然可知这些人列名于后属于随征有功官属，但王阳明不可能在撰文时只字不提随征官属，以至于落款后行文如此突兀，有违常理。

    再者，王阳明在《捷音疏》中有如下记载：

及照监军副使杨璋……知县陈允谐、黄文鸑、宋瑢、陆璥……以上各官，或监军督饷，或领兵随征……俱合甄录，以励将来。[33]

对比《平茶寮碑》中“纪功御史”以下列名官属，发现互有出入。《立崇义县治疏》中王阳明阐述“随蒙本院委领兵知府邢珣、知县王天与黄文鸑亲历贼巢踏勘，三县之中适均去处”，可知陈允谐、黄文鸑、宋瑢、陆璥属于“监军督饷”之官员，既然黄文鸑可以列名《平茶寮碑》，那么王阳明由怎可置陈允谐、宋瑢、陆璥于无名之地呢？

（二）“纪功御史”以下碑刻章

  实地考察王阳明《平茶寮碑》，碑刻正文上边缘为倒“T”行裂隙，可以推测刻碑之时已经考虑到此裂隙的存在，为了不影响碑刻美观及利于保存久远，故碑刻以倒“T”形横线裂缝为天头。那么当时刻碑如何选取岩石中心线，以保证美观？测量碑体，如果以岩石顶部两肩测算，除去后面加刻三行，则王文成公所书丹正文碑刻左边缘到左肩、右边缘到右肩距离大致均等，此时碑刻长宽比例为3:1（高约3.8米，宽约1.3米），给人的观感为稳居岩石中心（图十、十一）。

                                                     图十  《平茶寮碑》原貌                                                              图十一  《平茶寮碑》去除“纪功御史”以下135字后效果图

图十二  《平茶寮碑》中线勾勒

图十三  李璟题诗拓片（局部）

后来的加刻造成了碑刻中心线的左偏移，如果细细审视会发现碑文左边缘线与列距离明显多出右侧，且槽线向左下方弯曲过度（图十二），碑文地脚（下边缘线）呈现向左下方倾斜趋势，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纪功御史”以下135字或属于第二次加刻。

茶寮刻石西南侧为随征督工吏李璟唱和王阳明、邢珣诗韵所题诗歌，有关其落款，历来文献记载释读为“正德十二年十二月□日同刻石，乾字营随征吏永丰李璟”（图十三），若以此释文，勉强可通，但文意生硬，有待商榷。窃以为当释读为“正德十二年十二月，（恩）同刻石，乾字营随征吏永丰李璟”，即刻石时间为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刻石的工匠名曰“（恩）同”，是处题刻书丹者为“永丰李璟”。限于石刻损泐严重等原因，以上对李璟题诗落款的厘定仅备一端，供方家指正。

故论于“纪功御史”以下135字及“纪功岩”3字碑额，无论从文意审读还是从章法排布，于情理皆有违忤，属于二次加刻，非王公手迹。加刻之本意，不妨做一大胆推测，或许当时赣州府知府邢珣等一众官员授意李璟书丹督工，恩同刻石。其本意或如费宏《平浰头记》中有云：

于是，邢侯、夏侯、危侯偕通判文侯运、吴侯昌谓：“公兹举足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不可以无传也。”使人自赣来，请予书其事。[34]

而这已经是正德十三年王阳明平定浰头贼寇时间点了，在龙南县城西北的玉石岩摩崖石刻群里，邢珣、危寿等一众从征官属唱和题刻赫然在列，邢珣的“阳明小洞天”题刻分外耀眼，这是否与《平茶寮碑》的“纪功岩”题刻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平茶寮碑》“纪功御史”以下135字加刻时间应该介于正德十二年十二月至正德十三年年间，众人加刻留名于茶寮之石，以期不朽。后来史籍文献不载此135字，其原因当如刘凝所言：

噫嘻!王文成公勒石纪事。匪以示勋,乃所以威不轨而消乱于未萌也。学士大夫惮其险且远,不肯来读，牧夫樵竖又不能读,竟与荒烟野草同归湮没,宁非司土者之责欤?[35]

三、结语

《平茶寮碑》作为王阳明平定南赣匪患的见证，具备教化意义，其“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仪冠裳之地”的用心也深深的镌刻在了巨石之上。《平茶寮碑》同时兼具文献典籍与碑刻记载互证的功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先于文献明确史实，同时对于了解刻石前后的经过良有助益，是那段历史的真实见证。另外，《平茶寮碑》书法遒劲，是王公在南赣留下的重要书法印迹，值得保护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43册 阳明先生图谱[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10.02:42

[2][3]谢旻等修，陶成等篡.江西通志[M].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 民国78.03：卷55

[4][20][24]黄志繁主编.虔台续志[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 2018.09：90-97

[5][6][7][11][17][18][19][26][33][34]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1.12：415.406.1051.381.383-384.386.387.883.388.1637

[8][12][25]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万历 重修南安府志[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01：352

[9]蒋冀骋标点.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 1988.12:197

[10]吴冠文，谈蓓芳，章培恒汇校.玉台新咏汇校 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4.01:211

[13]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43册  李贽  阳明先生年谱[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2010.02:298

[14]高诱注.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4.08:169

[15]邵康节著.梅花易数[M].北京：九州出版社 , 2012.01:2

[16]沈云龙主编；王镜航著.庚辛之际月表[M].文海出版社 , 民国62.12:3

[21]黄志繁主编.重修虔台志[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 2018.09:71

[22]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 赣州府志[M]. 上海古籍书店，1990.12：卷11

[2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武宗实录[M].正德:卷164

[27][35]崇义县志[M].同治六年：544-548

[28]邵启贤辑. 赣石录[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 1982：248

[29]袁礼华主编.赣文化通典  地理及行政区划沿革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13.01：16-17

[30]朱思维编著.王阳明巡抚南赣诗文墨迹题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16.09:1

[31][32]朱思维著.王阳明巡抚南赣和江西事辑[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10.01: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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