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传统服饰文化

一、客家传统服饰的特色

许多人初次见到穿着客家传统服饰盛装的客家人，往往以为是南方的某个少数民族。其古朴的形制、淡雅的色调、精美的纹饰，无不昭示着其与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具有某种渊源关系。

客家传统服饰特色的形成，与客家族群的形成历史相关。因历史上北方战乱、灾荒等原因，中原汉民渐次南迁至赣闽粤边区生存发展，并与当地原住民通婚杂处，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客家族群。后随着人口繁衍，客家人衍播四海。中原汉服即是随着多次大规模的北方移民来到南方的。由于迁徙途经地和南方定居地的气候、山形水势和民俗文化等不同，逐渐适应当地地理和人文环境而形成特色。

图1  20世纪90年代“客家蓝衫”

因服饰不易保存的特性，现今所见的客家传统服饰实物一般是近现代的。从其形制结构和艺术特色看，至今还保留着中原汉服的古风，能明显看出其演变轨迹。比如，客家典型服饰大襟衫和大裆裤，二者均以宽松肥大为美，以遮盖女性身体曲线为美。特别是大裆裤俗称“宽腰便裤”，要将裤头翻折多次才能穿用，明显承继了汉服唐装古风。客家绣花童帽有大量的虎头纹饰装饰，即是中原虎文化传播的结果。流行于赣南三南地区（龙南、定南、全南）的冬头帕，据考是北方头巾文化传播到南方后，因南方空气潮湿而演变发展而来的,是北方头巾与赣闽粤边区本土文化的结合。客家女性银簪头饰，其状如刀如剑，传说是客家先民南迁时，沿途常常遭到兵匪袭击和地方恶势力骚扰，客家妇女出于自卫防身的需要，也是为了便于隐藏和携带，便将小刀、短剑藏匿于发髻之中，以备在迫不得已之时给对方致命一击。后来，客家人定居南方后，这种自卫的武器便演变成为客家妇女最常用的银簪头饰。

图2 客家绣花童帽

另一方面，客家传统服饰也融入了楚韵畲风。赣闽粤边区的原住民有古越族、畲族和瑶族等少数民族。20世纪80年代，赣州市博物馆在南康蟠龙镇、瑞金壬田镇和定南历市镇等地发掘了一批东汉画像砖。从画像砖的人物形象可以看出当时赣南居民（古越族）的服饰形象。而畲、瑶二族的服饰文化至今仍得到传承，比较常见。将客家传统服饰与畲族服饰相比较，发现前者随着汉民与少数民族通婚杂居相处，明显融入了后者不少的服饰文化因子。例如，畲族服饰一般是“男女椎髻，跣足，衣尚青、蓝色。男子短衫，不巾不帽；妇女高髻垂缨，头戴竹冠蒙布，饰缨珞状。”可知畲族传统服装都较短，紧身，朴实无华，适合山地生活。客家人定居赣闽粤边区后，脱下长袍马褂，穿上便于劳作的短装衫或短大襟衫，妇女也摒弃了中原传统裙装，改穿裤装。这除了受到当地气候和耕山种地环境的影响外，无疑是受到了畲族便于劳作的服饰风格影响。还有客家传统服饰以蓝、黑、灰等色为主色调，在衣服的领口、袖口和个别服饰小件中，均饰以精美的服饰纹样，从而使客家传统服饰既庄重又美观大方。这些现象均说明客家传统服饰文化融入了少数民族服饰活泼艳丽的装饰风格和民俗文化，使得其充满楚韵畲风。

二、客家传统服饰的制作材料

客家传统服饰的制作材料主要是苎布、葛布、棉布和少量丝绸，染料主要是蓝靛。这与赣闽粤边区的气候适宜苎麻、葛、蓝靛等经济作物的生长，而不太适合种植棉花、饲养蚕桑相关。

同治《赣州府志》记载“苎：山产者，《尔雅》所谓薜山麻也；园种者，枲麻也；今通谓之苎麻。园种培灌夙根，岁可三刈，四五月曰头水苎，次发、三发以次而减。”可见苎麻一年可收割三次，可谓高产。因产量巨大，形成了家家户户织麻的风俗，道光《宁都直隶州志》载“州治风俗不论贫富，无不缉麻之妇女。”苎麻纤维品质优良，所织苎布远近闻名，形成了巨大的交易市场。在古时宁都直隶州（今宁都、石城、瑞金）形成了四大夏布（苎布）交易名墟——安福乡之会同集、仁义乡之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县城军山集。每月集期，土人及四方商贾如云。总计城乡所出夏布，除家用外，大约每年可卖银数十万两。道光《石城县志》亦载“石城固厚庄岁出十万匹，外贸吴越燕毫间。子母相权，女红之利普矣。”

图3  粗夏布（苎布）

关于葛和葛布、棉和棉布、蚕桑和丝绸及染料蓝靛的相关记载也颇多，在此不一一枚举。但方志对棉及蚕桑的记载较少，说明本地棉及丝绸的产量相当有限。当地出产的是土棉和土蚕，不适合制衣，引进的品种也多因风土不宜，产量有限，因此客家传统服饰用棉和丝绸多采买自外地。平时客家人穿着打扮以朴素为主，只有在重要节日、场合或富贵人家才穿绸着缎。

苎布和葛布具有良好的吸水性、易干性和透气性，沾汗不污，凉爽挺括，为上好衣料。葛纤维还经常混纺入其它纤维，从而达到改良的目的。比如“丝葛”由葛纤维和丝绸织成，可增加韧性、柔性和改善外观色泽。染料蓝靛则是一种天然染料，盛产于南方，用蓝草和石灰沉淀而成，适合于染制与身体紧密接触的内衣裤，与化学染料有很大的区别，非常具有环保性。用蓝靛染制出来的衣物，尽显朴素洁净、美观大方、实用舒适的风格。对于生活于山地的客家人来说，耐脏的颜色不仅适合山区农耕生活，而且耐穿耐洗、毫不张扬，符合他们勤劳、严谨的性格。

三、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传统服饰

1929-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客家地区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赣南、闽西客家地区地处崇山峻岭之中，条件艰苦，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央红军在物资装备、后勤供应上得到了当地客家人民的大力支持。百姓不仅为红军生产了大量的粮食，而且也生产了大量的服装、草鞋、绷带、米袋等物资。当年给红军捐赠了多少物资，现已无从考证，但客家人喜爱唱山歌，对当年捐赠草鞋的情形有一些传唱，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

兴国山歌《写信歌》唱道“（男）十月写信正立冬，问妹有冇闲人工，部队正需布草鞋，几可带领姐妹缝？（女）一封书信转家乡，亲郎嘱托记心上，连夜组织妇慰队，十万草鞋送前方。”《慰劳红军歌》唱道“油菜花开满塅黄，慰劳红军理应当，五十万双草鞋送红军，穿起草鞋打胜仗。”红军《回答苏区妇女同志的慰劳歌》唱道“冬天到来雪纷纷，妇女同志真热心，赶做卅万双布草鞋，送到前方给红军。”山歌提到草鞋数量为“十万双”“卅万双”和“五十万双”，这不是山歌艺术表现手法的艺术夸张，而是历史事实的生动记录。客家人送给红军的草鞋有稻草鞋和布草鞋两种，从山歌内容来看，不乏结实耐穿的布草鞋。布草鞋的制作工艺要比稻草鞋繁复得多，耗时费日，都是客家妇女的精心之作。从赠鞋的规模和质量可知，客家人与中央红军的军民鱼水情相当深厚。

举凡重大的历史事件会长久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人们的文化心理及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深刻影响了中央苏区客家人的生活。各县在修地方史志文献时，就记载了不少有关红军与客家服饰的故事：苏维埃政府提倡剪短发，树立革命妇女新风尚，客家妇女积极响应号召，将大量的金银首饰或赠或售给苏维埃政府，据《红色中华》记载“仅瑞金一地，即达两万两之多”。在现今的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还可以见到深受苏区文化影响的客家服饰物品，如冬头帕花带依然出现“国”“党”“司”“局”“革”等文字，在绣花鞋垫上依然出现大量的五角星等符号。

四、客家传统服饰面临的挑战及保护传承

（一）面临的挑战

清末至民国，由于受到改良主义、革命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反映在服饰上，掀起西服东渐和模仿西方的风潮，传统服饰得到改良。这个时期，各种西洋服饰、西洋纱布、化学染料、化妆技术不断引进，传统服饰的形制、花色也不断创新，出现了亦中亦西，中外结合的穿着方式。在客家地区，客家传统服饰与新式服饰时空共存。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引起了社会风尚的巨大变化。人们崇尚简朴，出现了军装和工人装热，客家人也以能穿上军装和工人装为荣。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浪潮席卷中国城乡，文化传播异常迅猛，人们的审美情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穿着打扮越来越注重时尚化和个性化。客家传统服饰在这股服饰现代化、时尚化的浪潮冲击下，最终淡出了客家人主流衣着的选择视野。如今，客家传统服饰已难得一见。

（二）保护传承

客家传统服饰作为一种颇具艺术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随着客家联谊、旅游、招商等热潮的兴起，逐渐引起了人们高度关注，出现研究、保护、传承的热潮。当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流行三种模式：官方模式、民间模式和官民学结合的模式。官方模式主要由政府主导，如进行申遗、制定保护政策等，其特点是能调动强大的力量参与，但覆盖范围小。民间模式是民间自发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比如商业开发等，其特点是以利益追逐为中心，保护是开发的副产品，往往在开发中破坏传统文化，为人所诟。官民学结合模式由学者参与研究、提出保护建议，再由政府制定具体措施，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民间力量参与保护，其特点是学者、政府、民间共同承担保护责任。在实践中，人们更倾向于采用官民学结合模式。

图5  当代设计改良的客家服饰

具体来讲，一方面要对客家传统服饰实物进行收集、研究，推广和传播客家传统服饰文化。当前，赣闽粤三省相关文博机构都收集和展示了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客家传统服饰。客家学界也对客家传统服饰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整体而言，对客家传统服饰的收集、研究和传播还不够，其内涵、特色和价值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另一方面要合理开发客家传统服饰。在专家的指导下，挑选出既美观大方又具有丰富内涵的客家传统服饰精品，采用现代设计理念，将传统元素融入到时装设计中，开发出工艺精良、经久耐用、符合现代审美和适合普通民众穿用的服装，在市场上进行推广和销售，进而打造客家服饰品牌，形成文化创意产业。2009年，笔者在龙南调查客家传统服饰时，发现县城有一家批发店，每年批发往乡下的改装冬头帕和客家童裤一万件以上，全县每年销售在四万件左右。现今随着国家鼓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文博机构和文化创意公司推出客家服饰创意产品。

在现代化背景下，客家传统服饰走向了边缘，如何保持其特色，传播其文化，发掘其价值，进行传承与创新，任重而道远。

作者简介

钟庆禄，赣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历史学硕士，江西省宋史研究会副秘书长、赣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客家文化与历史文物研究，受表彰记功一次。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4项、省部级课题6项，主持完成省级课题1项、市级课题5项；参与赣州七里镇窑址、东晋“于都令墓”等考古发掘工作。出版专著《赣南文物与客家文化》，参与《中国节日志.春节志（江西卷）》《江西客家志》等编撰工作，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南方文物》《中国博物馆》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