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女性的容饰

客家传统服饰是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以中原汉服为基础，吸收了生活在赣闽粤边区的畲、瑶等少数民族的服饰元素，并逐渐适应当地地理环境而发展起来的艺术结晶。它不但种类多样，工艺精湛，而且还融入了客家族群的风情习俗、艺术智慧和审美情趣，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是汉族服饰艺术的一朵奇葩。服饰包括“服”和“饰”，“服”指服装，“饰”则包含发式、化妆及首饰等装饰品。

一、客家女性发式

容饰，包含发式与化妆。客家是一个具有移民背景的族群，客家研究先驱罗香林认为客家至迟于宋代即已形成。客家族群在南方的赣闽粤边区形成后，自许“中原衣冠贵族”，将“宁卖祖公田，不忘祖公言”奉为信条，恪守传统。强烈的中原原乡情结和相对封闭的赣闽粤边区环境，促使了客家人长久以来保持着中原发式。直至清代满族掌权，颁布剃发令，客家男子发式才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客家女性发式并没有受此影响，依然保持了一惯发式。

通常，客家少女编单辫，扎红绳，额留容发，俗称招郎发，不加首饰，娴雅素淡，以示未出阁。光绪《嘉应州志》载：“女嫁前一日髻，谓之上头。” “上头”即“上笄”，客家少女在出嫁前都要将单辫梳成发髻，表示已有婆家了。黄遵宪有诗云：“金钗宝髻新妆束，私喜阿侬今上头。姊妹旧时嬉戏惯，相看霞脸转生羞。”描写的就是客家少女出嫁前改辫梳髻，饰以金钗，试穿新装的羞涩情景。赣南会昌县也有首山歌《梳妆曲》描写了客家妇女梳髻化妆的情景：

天蒙光，地蒙光，门北嫂嫂叫姑娘，打开房门望一望，日头出山三丈长。到转房中巧梳妆。左手端油罐子，右手提梳脑箱；头上梳起盘龙髻，脚踩花鞋绣鸳鸯；眉毛弯弯就像天上眉月眼，天上琉璃星，口似红莲初出水，脸似桃花色是红。

童养媳和等郎妹梳髻则多在除夕晚间上头成婚。少女梳髻后，意味着她以后可以使用金银首饰来打扮自己了，也标志着作姑娘梳单辫的日子结束，此后梳髻将伴随终生。

客家妇女的髻式有圆形髻、船形髻、坠马髻、椭圆形髻、锥形髻等；髻饰有髻簪、髻钗、发针等银器和髻网。梳髻配饰因人而异，富者插金银钗，戴金耳环、金银项链、金银手镯、金银戒指，一身珠光宝气；贫者荆钗彩带为饰，朴素大方。一般来说，少妇梳髻注重美观，金钗银簪饰于发髻，中老年妇女梳髻更随意一些，用发网套发髻，至多加戴银钏作装饰。但她们的髻都是真发梳成的，不是假髻，客家人梳假髻是近代的事。温仲和在《求在我斋集》中说：“嘉应风俗向崇朴厚，妇女尤以勤俭相尚，所梳之髻，即以自己之发梳挽而成，俗名自家髻，与‘省装’相近。”又说“乃近数十年忽染陋俗，妇女改梳脱髻，又名假髻，或称高髻。”

客家少女出嫁之时，娘家会为其精心准备好一个梳妆盒陪嫁。梳妆盒有藤制和木制两种，一般为长方形，有提耳，分两至三层，上层用于放梳妆用具，下层用于放金银首饰。新中国成立后，木制梳妆盒一般漆成红色，盒外有印花装饰，可上锁，每层如抽屉可推拉，盒盖置有镜子。许多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在盒外漆上了“一颗红心为集体”等字样。用梳妆盒陪嫁的风俗一直持继到20世纪80年代。

辛亥革命后，知识界中青年妇女喜剪短发，农村妇女发式却无多大改变。在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也提倡剪短发，废除金银首饰，客家妇女积极响应召号，许多人剪成齐耳短发，相当部分妇女还踊跃参加了红军。在赣南到处流传着剪髻兴短发的歌谣，如于都县嶺背山歌《剪掉“圆头脑”》：

姐姐摘下头上花，嫂嫂剪掉“圆头脑”；

现在妇女讲时髦，不用镜子前后照。

上犹县客家山歌《剪发歌》：

革命号召妇女来剪发，

我劝同志们切莫心烦躁。

剪了发，样样好，

省得梳头又摸脑。

随时外出随时到，

免得前照又后照。

崇义县苏区歌谣《妇女剪发歌》：

剪了头发样样好，随时出外跑；

省得梳装来打扮，前照又后照。

戴上红色五星帽，木兰从军到前方；

我们工农子弟兵，奋勇杀敌立功劳！

哎哟哟……

我们工农子弟兵，奋勇杀敌立功劳！

山歌兴盛的兴国，更少不了剪发山歌——《十剪发》：

一剪发，初来兴，剪发宣传要认真，

宣传老少一齐剪，先要打破旧脑筋。

二剪发，是花朝，不剪害处同你嘲，

三工不梳会打结，衣衫拖得可磨刀。

三剪发，正来兴，别人不剪莫去拼，

首先自己带头剪，先行做个带头人。

四剪发，正立夏，不剪头发惹人哇，

出外走到别地去，说你地方不开化。

五剪发，五月中，剪了头发人较松，

随便走到哪里去，说你同志很开通。

六剪发，正割禾，剪了头发好得多，

一来省得人工到，二来免得生虱婆。

七剪发，三伏天，不剪头发不卫生，

一身散发油头臭，走到人众惹人嫌。

八剪发，桂花香，不剪头发不合装，

个个剪正短头发，你冇剪发配不上。

九剪发，是重阳，剪了头发更排场，

长短由你自家剪，最好要剪大西装。

十剪发，剪完哩，首饰金银倒了佢，

倒来铜钱再生产，利国利家又利已。

剪髻后，金银髻饰用不着，许多客家妇女将其或售或赠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支援革命战争与根据地经济建设 ，誉载《红色中华》。

新中国成立后，客家妇女的发型增多。少女改扎两条拖辫，成年妇女多剪短发，如游泳发、上海发、青年发等，农村老年妇女仍有梳髻的。改革开放后，少女染发、烫发、拉发等层出不穷，戴耳环、戒指、项链的也日益增多；中青年妇女，特别是城镇妇女也普遍喜欢染发、烫发；农村老年妇女则依旧有梳髻的。梁伯聪的《梅县风土二百咏》能很好地反映客家妇女发式的变化过程：“女梳高髻转盘龙，再变妆时发改松。金翠纵然能省却，烫耒工作亦很凶。”他自注说：“旧时妇女梳发，环城用髻套，乡间用帕裹，项背发兜起数寸，名髻尾。后改梳盘龙，名曰园头。今一律剪发，虽可省却金银首饰，而时髦女子仿西式烫松发，工价每至三四百元。”

二、客家女性化妆

由于客家人生存环境的恶劣，客家妇女长期从事着“四头四尾”的体力劳动，既少有时间化妆，化妆也不便于劳作，所以平常少有化妆。但爱美是女性的天性，客家妇女也不例外，广西有首客家山歌《梳妆纺纱织布歌》的前四节详细描绘了一位织布客家女的梳妆情景：

梳妆

五更鸡儿叫洋洋，梳妆娘子出绣房。

左边放只油水碗，右边放只梳头箱，

手拿凳子平平放，梳妆娘子坐中央。

十指尖尖来解发，解开头发来梳妆，

大梳梳了小梳掠，十指尖尖把油放，

左边搽了三两六，右边搽了足四两；

梳出黄峰对蝴蝶，梳出金鸡对凤凰，

梳出犀牛来望月，梳出蝴蝶双对双，

梳出麒麟对狮子，两边梳出凤朝阳；

长短金钗排左右，耳戴珠环把金镶。

检发

梳妆娘子回身转，检发娘子出绣房。

手拿凳子平平放，检发娘子坐中央。

十指尖尖来检发，耳上毛发检光光，

左边检了右边检，无条毛发在脸上，

手拿毛巾来拨发，小心拨得亮光光，

检发娘子面带笑，梳妆娘子喜洋洋。

洗面

检发娘子回身转，三寸金莲转绣房。

检发娘子回身坐，洗面娘子出绣房。

手拿铜盆来舀水，铜盆舀水放中央，

手拿毛巾来湿水，毛巾湿水娘洗脸，

左边洗得白净净，右边洗得亮光光，

中间洗得银咁白，相公看见喜洋洋。

打粉

洗面娘子回身转，打粉娘子出绣房。

十指打开青铜镜，奴娇看见好真容，

左边照出双蝴蝶，右边照出凤凰双，

照出胭脂来点嘴，好比石榴火样红。

从这首山歌可以看出，客家妇女早晨梳妆特别注重头发的梳理与装饰，对面部也会进行必要的化妆。但这种现象并不普遍，仅是少数年轻妇女所为。对于生存条件恶劣的客家妇女来说，一生隆重的化妆有两次：生前出嫁时的化妆和死后的殓妆。

图2 开脸（图来自网络）

闽西明溪有首《梳妆歌》，描写了客家新娘出嫁时的化妆情景：

梳两鬓，黑似墨，调和胭脂把脸搽。

点口红，画眉毛，一对金环坠耳下。

金簪银钗插满头，压邪铜钱身边挂。

可见，客家新娘出嫁时需要经过梳髻、打胭脂、描口红、画眉毛、穿金戴银等环节，非常庄重。其实，客家姑娘出嫁时，有一个普遍的“开脸”习俗。“开脸”即第一次绞面，将脸上的细黄毛拔除。客家姑娘在未议定婚事前，是不可把脸部黄毛绞掉的。按风俗，只有在议定婚期后，于出嫁前择定吉日才能开脸。有些地方还有专门的梳髻开脸仪式。届时，用三牲敬神，新娘端坐大厅中央，由一位命好且具有开脸经验的老成妇人，用坚韧细线将脸部黄毛绞掉。绞时，用牙齿咬住细线一端，两手拇指和食指分别撩住细线，使细线呈交叉状，贴紧新娘脸面，夹住黄毛，一张一弛地往外拔除。开脸的目的是为了使新娘脸部更加光彩照人。有首哭嫁歌《打扮新娘打扮哭》唱道：

你女割面就割面，爷爱抓九吊钱。

变倒系子，一年都爱十打十吊剃头钱。

变倒系女，也爱十打十吊割面钱。

铜钱割面臭铜腥，花边割面正过腈。

铜钱割面臭铜气，花边割面过周至。

亚娘梳头爱梳好，又爱过村又过堡。

亚娘梳头爱梳，又爱过村又过径。

割面即开脸。新娘埋怨父亲重男轻女，吝啬开脸钱。

殓妆指人死之后的化妆。客家人生前不注重化妆，死后的殓妆却有许多讲究。当死者寿终正寝后，子孙要立马将其发辫解开，除下首饰，点香烧纸。之后立即带上铜钱，拿上瓦罐到河边去买水回来给死者抹尸，进行殓妆，俗称“买水抹尸”。买水时，要先向河神焚纸跪告，然后将三枚铜钱抛入河中，用左手朝顺流方向舀水，连舀三下，第一、二下为空舀，第三下舀水入罐端回。丧尸间要有人跪迎，接水入室，孝男或孝女即用此水为死者洗脸、抹身、梳头。抹身时，要“前三后四”，即胸前抹三下，背后抹四下，因为“三”与“生”，“四”与“世”谐音，前三后四寓指前辈子生，后辈子还会出世。然后为死者穿上殓衣，再为其梳发。若死者为女性，则需像生前一样为其梳髻、化妆。

三、客家女性首饰

1949年以前，客家妇女一直都有以多佩戴银器为美的习俗，女子出嫁需置备一套银器，有银簪、银钗、银手镯、银戒指、银耳环等十余件。即使系围身裙也要胸吊银牌，背系银链。毛泽东主席在1930年的《寻乌调查》中如此描述寻乌县的客家妇女们对银器首饰的钟情喜爱：

寻乌的妇女们……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涂一点银。

苏维埃时期，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提倡移风易俗，改变穿金戴银的习惯，广大客家妇女积极响号召，仅瑞金一县捐献银饰就有数万两之多。民国31年（1942年），定南县县政府第一次行政会议决定，限期取缔妇女穿戴中的银质装饰品，逾期未取缔者，处以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金，并没收银器。因推行困难，未曾实施。可见银器首饰在客家地区是多么风行。相反，金、玉等首饰在客家地区却极为少见，仅家庭富裕者少量佩戴。客家妇女常用的首饰有发簪、银链、戒指、耳环、手镯等。

图3  首饰盒

簪是古人用来绾住头发，固定发髻或连冠于发的一种首饰。制作材料有金、玉、银、铜、铁等。以玉簪为贵，金簪次之，银铜簪再次之，铁簪为贱。金玉簪一般为贵族富有者使用，银铜簪则受到中下层百姓的青睐，铁簪少有人用。在客家地区，最常见的便是银簪。长约10厘米，簪头镂空，簪身中间窄，两头大，末端尖利，造形如剑、如刀、如叉。据说制成这种形状与客家人的南迁历史密切相关。客家人南迁时，沿途难免遭到兵匪的袭击和地方恶势力的骚扰，客家妇女出于自卫防身的需要，也是为了便于隐藏和携带，便将小刀、短剑藏匿于发髻之中，以备在迫不得已之时给对方致命一击。后来，客家人定居南方后，这种自卫的武器便演变成为客家妇女最常用的银簪头饰。

其实，客家妇女喜用簪，和她们婚后梳髻有莫大的关系。凡客家妇女，一旦结婚，一律梳髻。最流行的髻便是圆髻，将头发团于脑后，用两根银簪十字交叉插入发髻固定，外用发网套髻，目针固定。银簪在此不仅起到固定发髻的作用，同时留露出来的精美簪头能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观感。正因为它的装饰性，银簪备受青年妇女喜爱；又因为它的实用性，不排斥年老妇女的佩戴，所以银簪在客家地区非常盛行，并逐渐形成少女出嫁之时，女家哪怕是向男家索要也要为女儿制备银簪嫁妆的风俗。若嫁妆连一件像样的银簪都没有，是会令新娘伤心，也会招人耻笑的。地处粤中偏北的新丰县，有首哭嫁调《担头没有凤冠髻》唱道：

各人头发各人梳，使乜阿姨手咁多。

阿嫂姐妹，担起头颅又没凤冠髻，

搭落头颅又没云肩丝。阿嫂姐妹，

担起头颅没容坐，搭落头颅没八宝。

“八宝”包括银簪，新娘对没有八宝陪嫁既伤心又埋怨，反复诉苦。可知，客家银簪不仅是一件普通的首饰了，它还是财富地位的象征和关乎面子。

戒指、耳环、手镯也是客家妇女的必备嫁妆之一。客家妇女向来有穿耳戴环的习俗，客家姑娘十来岁时便开始穿耳，并且多数人选择在农历二月十五日花朝节这天。佩戴耳环视家境选择金、银、铜质，穷人则常用丝线穿草珠当耳环。戴戒指则一般是在订婚至生育和年老之后这两段时间。按风俗，订婚之时，男女双方会在礼单上约定姑娘的首饰嫁妆项数，俗称“讲三金”。“三金”首饰一般是男家计价支付给女家，由女方家长制备，出嫁时作为嫁妆带回夫家。新婚之后，婆家会尽量多做家务，新娘不必从事过多的繁重劳动，有较多的空闲时间。新娘生育后，已为人母，诸事都要操心，干活与家人无异，整天忙忙碌碌，戴戒指会防碍劳动。这时，她们只好把戒指收藏起来，直到老年不再频繁干体力活时，才重新戴上。

客家人戴的戒指、耳环基本上是银质的，少数富人戴金质的。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金戒指和金耳环的“金”仅是个名而已。客家山歌《锡打戒指包哩金》唱道：

锡打戒指包哩金，送到阿妹手掌心；

人人都话金打个，久后正知锡在心。

另一首《郎送耳环镀黄金》：

郎送耳环镀黄金，黄金跌落大河中；

千两黄金舍得，难舍阿哥这条情。

送给情人的戒指和耳环都是镀金，可见真正的金质戒指和耳环在客家地区是极少见的。

客家妇女常戴的手镯有银制和玉石两种，以银制手镯居多。

此外，客家妇女喜穿围身裙，常配银牌、银链装饰。客家先民南迁之前，赣闽粤边区是古越、畲、瑶等民族的居地。客家先民进入该地区后，先进的中原文化与畲、瑶文化相互融合，并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反客为主。在长期的和睦相处，相互融合中，客家先民们为了适应当地的地理环境，并不完全固守中原服饰，而是吸收了大量的畲、瑶二族服饰元素。客家围身裙配银牌、银链或许就是畲、瑶二族服饰元素在客家服饰中的遗存。装饰客家围身裙的银牌造型各异，有圆形、方形等。一般成双成对，表面布满纹饰，银链相连，吊于胸前，或围于腰后。围身裙本身纹饰众多，再配上银牌和银链，显得既美观大方，又雍容华贵。

综上所述，客家女性发式婚前梳辫，婚后梳髻，苏区时期流行干练的短发，改革开放后发式多样化。平时不注重化妆，一生中隆重的化妆主要有两次，一是出嫁之时的化妆，一是死后的殓妆。配戴的首饰以银饰为主，主要有发簪、耳环、戒指、手镯、银链等。

作者简介

钟庆禄，赣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历史学硕士，江西省宋史研究会副秘书长、赣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客家文化与历史文物研究，受表彰记功一次。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4项、省部级课题6项，主持完成省级课题1项、市级课题5项；参与赣州七里镇窑址、东晋“于都令墓”等考古发掘工作。出版专著《赣南文物与客家文化》，参与《中国节日志.春节志（江西卷）》《江西客家志》等编撰工作，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南方文物》《中国博物馆》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