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9日凌晨，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文明大道东段原赣州市水泵厂返迁房建设工地，工人用挖掘机作业时发现一座古墓。施工单位南昌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彭军平立即向赣州市文物管理局（赣州市博物馆）报告。接报后，赣州市博物馆立即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场堪察、保护，第二天开始对墓葬进行清理发掘。
墓葬位于原赣州市水泵厂区内，原为小山坡，历史上曾为乱葬岗，民国年间又成为行刑靶场。1949年后，因工业建设，赣州市政府将该地辟为赣州市水泵厂。长期的建设，将原乱葬岗小山坡基本推平。现因兴建高层返迁房，在开挖最后一栋宅楼地基时，挖掘机无意中在距地表80厘米深处将墓顶揭开，并切开了墓室后部，墓前室顶上部土层也因此大部掘去。清理工作，先把墓顶和墓室两侧封土大部掘去，然后从切开的墓葬后室往前清理，清除了大量积土。
在清理至墓室进深约三分之一处的前部中间顶壁位置，发现一个盗洞。盗洞呈椭圆形，长85厘米、宽110厘米，室内堆积着一堆从盗洞口流入呈倒漏斗状的积土，两侧墓墙的水痕，高达100厘米。推测该墓早年被盗，室内也曾多次长期被水浸泡。清理发掘工作从7月30日晨开始，持续到8月3日晚结束，历时5天。现将清理发掘结果报告如下：
墓葬形制
墓东南向，南偏东20度。墓葬形制为多级凸字形、多阶面单室墓。墓室两边侧墙从墓前室、祭台位置层层90度内收至甬道，其凸肩和阶级层数之多，在赣南出土的东晋南朝墓中少见（见图片1）。
图1 墓室（后室往前室方向）
墓室平面：墓室内全长7.47米，若加上墓门墙及已毁去的墓后墙，墓全长应为7.80米。墓门宽0.70米，甬道宽1.08米，祭台与甬道同宽。前室宽1.32米，后室宽1.72米，后室置放棺床，为该墓最宽处。因后室宽度、跨度大，为防墓室塌陷，后室增建了2道，或3道（后室部分毁，存似基础）33厘米宽、18厘米厚的砖柱券拱来顶承墓券顶，以加固墓顶（见图片2•下）。这数道砖柱劵拱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使墓室历经1700多年的挤压，墓侧墙已歪斜，却仍未跨塌。
图片2 墓室剖立面图、平面图（上图：赣州城区文明大道东晋晚期墓剖立面图；下图：赣州城区文明大道东晋晚期墓平面图）
墓内地面台阶相应券顶处，砌筑有不同高低、前后相贴的两道砖券拱与月形拱，承载并形成了不同高低的阶级形券顶（见图片2•上）。
墓室立面：墓室内高度因墓底地平前后台阶的高低不等而形成差异，其高分别为：甬道1.95米；祭台1.74米；前室和后室1.88米。墓底地平为3级台阶的地面，从甬道开始起阶：为祭台、前室、后室而层层上行。其序从墓门至甬道120厘米处，起阶21厘米高为祭台地平；祭台纵前89厘米处，再起阶20厘米高为前室地平；前室纵前118厘米处，起阶21厘米高为后室地平。
墓门与墓顶：墓门弧形顶，单砖平顺砌。墓门有墓框，框上部圆拱形，封门砖砌法为顺平砌。在其位置上的墓外券顶上，又有一层护墓顶砖拱。使墓顶外侧的墓头顶面，高出墓身一斗砖高度。
墓劵顶为一层砖砌，其顶随着墓内地平面的阶梯也相应高出一阶，以保持墓室内地面相应高度的空间。即是墓券顶外侧，从墓甬道位置开始，劵顶就出现与墓内前、后室台阶相应上行的二道劵阶（见图片2•上）。
墓砖砌法：墓内铺地砖砌法为错缝平砌。台阶沿立面砖为斗砖顺砌。封门砖与墓壁为单砖平顺砌。
墓砖：墓砖形制有两种，一种为平砖，占墓砖的大部分。平砖又分为花纹砖和素面砖两种。花纹砖规格为33×15.5×5.5厘米，基本上砌于墓侧壁与券顶（墓后壁砖被毁，砌法不详）。素面砖规格为32×16×5.5厘米，主要用于铺地和墓室封门。
另一种为楔形砖，楔形砖又分为长楔形砖与短楔形砖两种，规格也不同。长楔形砖用于砌筑券顶，规格31.5×15.5×6厘米（大头厚度）和3.5厘米（小头厚度）；短楔形砖用于砌砖柱券顶，比长楔形砖短一半，仅16厘米，其它尺寸与长楔形砖相同。
墓室内两侧壁与券顶布满花纹砖。花纹砖纹饰为双钱网线纹，砖的一顺侧和一丁侧表面印有弧线网钱纹，另一丁侧面又印有 “诸氏造”或“诸万岁”铭文（见图片3）。
图片3 墓砖花纹与铭文拓片（3-1网线钱纹砖拓片、3-2“诸氏造”铭文砖拓片、3-3诸万岁铭文砖拓片）
出土器物
因该墓曾经被盗，器物不同程度被扰乱，除在墓后室出土的2件破损青釉瓷盞及2件残存锈蚀的铁器残片外，其他出土器物主要分布在前室、祭台和甬道。在后室至前室的台阶下出土了唾壶1件、托盘2件、鸡首壶1件（编号：Ⅰ）和褐釉点彩青釉碗1件，共5件完整青釉瓷。唾壶和托盘並列于阶下中部，状态比较规矩。鸡首壶Ⅰ和褐釉点彩青釉碗出土于前室中部西墙，鸡首壶横倒在墙边，较为散乱。
祭台和甬道后部出土盞、罐、壶、铜弩机、铜印等破损器及一些不同个体的破碎瓷片。在甬道东侧近墓门处出土了另一件残破唾壶（编号：Ⅱ），唾壶东旁放着一面铜镜和一个水晶球，西旁是黛砚，这组出土物排列有序，相对规整。墓葬出土器物总计22件，其中青釉瓷17件，铜器3件，水晶球1件，黛砚1件。现就上述出土器物分述如下：
青釉瓷
青釉瓷胎质灰黄粗松，釉层大部乃至基本脱落。完整器有6件，残器11件，经修复残器基本复原。它们是：
鸡首壶2件。
鸡首壶Ⅰ：完整。釉层基本脱落，壶高16.2 厘米，盘口直径6.9厘米，最大腹直径13.6厘米，底直径8.5厘米。壶肩部2只桥形系对称分布。肩部两道弦纹，分置于把、流和两系间及弦纹圆周的四等分对称位置。壶底平，稍有内凹，轮纹明显（见图片4）。
图片4 鸡首壶Ⅰ
鸡首壶Ⅱ：残，经修复复原。壶釉面基本脱落，颈及把部残存少量釉片。器形与壶Ⅰ基本相同，壶高15.2厘米，盘口直径6.5 厘米，最大腹直径14.4厘米，底直径9.1厘米。
唾壶2件。
唾壶Ⅰ：完整。高10厘米，腹直径13.6厘米。壶盘口直径8.2厘米，底直径5.1厘米。壶腹鼓，底实足，微有内凹，壶底满釉，底足中心有两道弦纹（见图片5）。
唾壶Ⅱ：残，经修复复原。壶制作精美，釉层大部分脱落，盘口及下腹可见斑剝釉面，底足釉面保存完整，并可见4处支烧痕迹。壶高9.8厘米，壶盘口直径12.3厘米，腹直径17厘米，底直径14.1厘米。唾壶器形矮胖，壶腹下坠，实足底，底足较唾壶Ⅰ内凹更多，（见图片6）。
图片5 唾壶Ⅰ 图片6 唾壶Ⅱ
褐釉点彩青釉碗1件，碗完整。釉色偏青绿，釉层大部脱落，但碗内大部分釉面尚存。碗高6厘米，碗口直径15.5厘米，口沿处以0.6厘米间距施以褐釉点彩。碗唇下有一圈浅弦纹，碗的内底饰有一圈直径8厘米圆纹。底足直径9.8厘米，实圈足。碗胎体较为粗糙，釉面起泡，内底似见5枚支钉痕（图片7）。
图片7 褐釉点彩青釉碗
盏，共出土5件，其中较为完整的有3件，另2件经修复复原。盞皆微唇口，器形基本相同，只是盞腹的直坦程度稍有不同，器物大小不一。盞釉层完全脱落，个别偶存釉片，盞内底平，碗心有的刻划一道圆圈，有的则为稍突起的圆形平台，以下分而述之。
盏Ⅰ：口沿稍残，经修复完整，盞釉面基本脱落，底腹转角处偶存数片釉面。盞高4.3厘米，口直径10 .4厘米。腹稍鼓，直径10.7厘米，底足直径6厘米。内底平，底心刻有一道直径5厘米的圈纹，圈上可见6处似支烧痕迹。腹底斜削，实足底，底足轮纹痕迹明显。
盞Ⅱ：器完整，器形与盞Ⅰ同，釉层基本脱落。盞高4.1厘米，口直径10.1厘米，底直径5.6厘米，腹径10厘米与口径大小相当，底足轮纹痕迹明显（见图片8）。
图片8 盞Ⅱ
盞Ⅲ：器完整，釉色偏黄，偏薄，盞内尚存少量釉面。盞高3.6厘米，口直径8.7厘米，底直径4.3厘米。盞内底平，并凸出内底形成圆形台面。口沿外下设一圈弦纹，使口沿外突略成唇面。腹斜弧下，实圈足，底足轮纹痕迹明显（见图片9）。
图片9 盞Ⅲ
盞Ⅳ：残，经修复复原。盞高3.4厘米，口直径9.2厘米，底直径5厘米。盞内底尚存少量釉面，实圈足，平底，器形与上述盞基本相同。
盞Ⅴ：经修复复原，高4.1厘米，口直径8.6厘米，底直径4.2厘米。盞外尚存少量釉面，器形与上述盞基本相同，实圈足，底平。
托盘：一对，器形、大小相同，釉面全部脱落，一件完整，另一件口沿稍残。盘口直径16.5厘米，高2厘米。斜腹，腹下底向底足斜削，使腹底与底部形成一圈折面。盘外底足内凹，有密集轮纹。盘内底心刻有一道直径3.6厘米的圆线纹（见图片10）。
图片10 托盘 比例1︰2
六系直腹盖罐：1件，残，罐身与罐盖经修复基本复原。罐制作精美，内外均施釉，釉层基本脱落，仅见少量釉片残存。盖罐高11.7厘米，罐身高11.3厘米，口直径10.9厘米，底直径12.3厘米，腹直径12.8厘米。罐直口，肩平，桥形系，六系设于肩部，其中4系对称横置，另2系对称竖置，横系下有一道凹弦纹。罐直腹，腹底斜削，平底。罐盖平，底面下落，套封罐口，器物做工较为精细（见图片11）。
图片11 青釉六系直腹盖罐
四系罐：1 件，经修复复原。釉面全部脱落，罐高20.5厘米，口直径12.7厘米，最大腹直径20.3厘米，底直径17.3厘米。直口短颈，口沿下部饰一条凹弦纹。四系为泥条系，肩部也饰一道弦纹。坦腹平底，底部轮制痕迹明显（见图片12）。
图片12 青釉四系罐
盆：1件，经修复复原。釉面基本脱落，仅腹部、内底和底足尚存少量釉面。盆高9.3厘米，口直径36.4厘米，腹直径37厘米，底直径29.8厘米。盆口沿外棱角，坦腹，内底平，直径29厘米。圈足高0.6厘米，抺角，足底面上收约0.2厘米，形成外高内低的半实圈足，脱釉胎面可见数道轮纹（见图片 13）。
图片13 青釉盆
三足炉：1件，残，经修复复原。釉面脱落，仅见炉内底转角缝中偶留数片釉面。炉平口，炉身上部外撇，并饰一道弦纹，炉身下腹直，腹底斜削，炉底平，见密集轮纹。三足呈蹄形，稍残（见图片14）。
图片14 青釉三足炉
铜器
印：1件，印高2.4厘米，印身方2.3厘米，半璧形钮，凿阴文“雩都令印”，印身有多道裂纹（见图片15）。
图片15 “雩都令印”与印文
弩机：一件，木构件已腐蚀无存，仅存弩机。弩机长11.6厘米，高10.2厘米（见图片16）。
图片16 铜弩机
四神四乳镜：1件，完整。镜面微鼓，镜面直径8.7厘米，半球形钮，圆形钮座。镜背以4乳钉为界分为四区，每区一坐神，间以弧线纹。镜沿饰数道环纹，环纹中有S形连续纹，梯格纹连续（见图片17）。
图片17 铜镜与拓片
水晶体
水晶球：1件，直径5.5厘米。晶体纯净，球面有一处弧面微平，球身有内伤，内现大片裂痕（见图片18）。
图片18 水晶球
黛砚1件：长方形，青黑色页岩。长21厘米，宽13.8厘米，厚1.2厘米，出土时已断为2截。石牌表面可见许多轻微的，似人工的小戳点（见图片19）。
图片19 黛砚
结语
墓葬形制。墓室内长7.47米，是同代墓葬中相对较长的单室墓。赣南地区东晋墓葬发现较少，南朝墓葬发现较多，这些墓葬基本为单室墓，似不见多室。墓室内分有前室、后室、祭台、甬道区间，区间以台阶分区，墓室规模相对较为长大，往往在六七米以上。该墓室内地面有3段阶级，是赣南东晋、南朝墓室内地面段阶最多的墓葬，其他出土墓室内地面多为1段或2个段阶。以上形制也成为了赣南东晋、南朝墓中的一个特点。
墓葬出土的青釉瓷。这些青釉瓷虽釉层大部脱落，但器型丰富，釉色精美，制作精良。从器物残存釉面看，有的器物更是釉纹致密，玻璃光泽内蕴。尤其是唾壶Ⅱ、六系直腹盖罐等制作精美，出土所见不多。两件唾壶，一件壶腹在壶中部鼓起，另一件腹部在壶下部下坠，器腹明显不一。反映了两种不同形态壶腹的唾壶，即存在于同一时期，并无时间早晚的断代关系。
青釉瓷中，又以褐釉点彩碗在赣南罕见出土。其点彩装饰是东晋时期常见的装饰艺术。该碗仅见20世纪80年代初在兴国东晋墓中出土，其出土碗残破，点彩隐约。这次出土的褐釉点彩碗器形完整，釉面大部分尚存，点彩施于碗口沿，施彩细密、匀称，虽釉面有泡，但高超的点彩技术可见一斑。青釉盆的出土，其器之大也在赣南东晋、南朝墓中罕见。
上述青釉瓷，根据其釉色、烧造方法和工艺上看，基本是出于江西洪州窑产品，其中部份为优秀产品。
出土的铜印、铜弩机、铜镜三件东晋铜器中，以青铜印“雩都令印”及铜弩机在江西罕见出土，属赣南首次出土。“雩都令印”，四字白文、半璧形纽。魏晋时期，不同官印，在大小、质地、钮式和绶带颜色等方面有严格规定以区别。“雩都令印”，印面字体凿刻较为草率，印纽也不合于当时郡县官印之规定，是专为墓主人殉葬而制之印。
魏晋以来，有用印殉葬的风俗。尤以对为官者，用凿刻死者生前官印殉葬。“雩都令印”的印半璧形纽与当时官制不合。这种環纽，也许是后人和制印者特意用来区别于当时官印的良苦用心，是印制者为了避讳私刻官印而留下的差异。也有的是以加刻死者姓名为区别。而南朝刘宋的殉葬印，则多在印文首加“故”字以区别。我国魏晋官印明器出土不多，这次 “雩都令印”的出土，对研究我国魏晋时期古玺，特别是对江南六朝时期明器官印的研究增加了一例珍贵的实物资料。
四神四乳图案，是两晋时期装饰于铜镜上常见的神仙道佛题材，这与两晋时期道家黄老学说和佛教风行的社会现象有关。该镜装饰图案与1978年浙江新昌县西晋太康元年墓出土的四神四乳镜基本相同，只是其镜直径10.4厘米，比本次出土的铜镜直径大1.7厘米。
黛砚，又有称“黛板”。是古人用来研磨黛石画眉或调和粉脂的工具。先是将黛石放在黛砚上，用杵把青黑色的黛石研磨成细粉，然后再用水在黛砚上调和，将黛石粉调成稠状画眉。也可将米粉或铅粉置于板上，用动物油脂和矿物蜡、麝香、乌麻油等香料调制。本次出土的黛砚，石质属赣南常见的青黑色页岩，砚表面似有许多极轻微的人工小戳点，应是制作者为有助于研磨和调和黛石粉操作的技术处理。东晋黛砚出土较少，赣南首次出土。
出土器物中有一颗引人注目，赣南首次出土的水晶球。水晶球在东晋南朝墓中出土不多，江西南昌地区南朝墓曾出土一颗个体稍小的水晶球。这次赣州出土的水晶球直径5.5厘米，是江西东晋南朝墓中所见个体最大的水晶球。晶体极为纯净，球面上一处稍平的部位，应是置于座上的球底面。
关于墓主人。赣南为古代越人之地，墓铭文砖“诸氏造”“诸万岁”显示，墓主人为诸氏。隋唐以前，诸姓主要有三种源流：一源于邹氏。邹氏“无诸”是越王勾践的后裔，西汉初被封为闽越王，其后裔为诸氏；一源于姒姓，春秋末越国大夫诸稽郢的后裔，亦为诸氏；一为春秋山东鲁国大夫封地诸邑（今禇城），以封地为姓。据上推测，铭“诸氏”的墓主人可能是越国人后裔，或闽越王无诸的后裔。彰显墓主人显赫身分的葬俗，同样也反映在赣州兴国县东晋 “平固令” 墓中。该墓除墓室中殉葬了一些青铜礼器外，墓砖上还印有“平固令”铭文。这种彰显，是生者为死者谋求在阴世也能象在阳间一样具有同样权势身份，满足死者在阴世对政治和生活需求的一种祈望。
“雩都县令”反映墓主人为雩都县令。雩都县，有雩山，山顶是古代雩人重要的祭天之地。魏晋时期中、上流社会中，有男人化妆的时尚。黛砚的出土，反映墓主人的尊贵地位，是位讲究头面、时尚的上流社会阶层人物。殉葬的弓弩是墓主生前使用的武器，殉葬的硕大水晶珠是墓主人的珍爱。这位不凡的墓主人，是位地位显赫的地方官员，甚至可能还是一位地方酋豪，或割剧势力首领的多重身份。
墓葬年代。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物来看：墓葬形制与铭文，比赣县储潭南朝宋景平年墓多一台阶；出土的罐、盘、碗等器与兴国永丰乡马良阳岗出土的东晋“平固令”墓器物也有相同。出土的鸡首壶器形也同见于东晋晚与南朝初；褐釉点彩碗多见于东晋，其点彩装饰是东晋典型的艺术装饰；铜镜纹饰与西晋太康元年墓铜镜相同，铜镜纹饰往往与社会的风尚现象、宗教审美相关，其纹饰图案的延续时间较长。
根据以上诸多出土器物墓制的反映，该墓应为东晋晚期墓葬。东晋晚期至南朝，赣南战争与动乱频繁，治地也常搬迁。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南康郡（今赣州市）治地从雩都迁至章贡二水间（今赣州老城区），雩都县则属南康郡辖。东晋亡国后，进入南朝宋初元年（420年）时又将郡治迁回雩都，直至130年后的梁承圣元年（552年）再将郡治迁回赣州原地。这期间最激烈的一场战争是的东晋末义熙六年（405年），农民军卢循部的徐道覆从始兴攻陷南康郡，南康郡一度成为卢循的辖地。十多年后东晋灭亡。
这次墓葬的发现，为我们揭示出了赣南东晋晚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葬制民俗等方面的许多重要现象，其中的许多信息不见于古代文献的记载，它对我们研究赣南这一时期的地方历史，尤其是对当时社会现状和现实生活的揭示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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