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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客家围屋的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

2023-04-17 11:10:00    作者:钟庆禄  浏览次数:2739

江西赣南地区现存的客家围屋有围屋、围龙屋二种,并有少量村围和土楼。形状有方形、船形、马蹄形和不规则形等形态,并具有聚族而居、四面围合和设有防御性设施三大特征,代表性围屋是方形围屋,也是现存数量最多的围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客家风潮的兴起,赣南客家围屋受到客家文化研究、古建筑和文物保护领域学者的关注。他们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赣南客家围屋的起源与演变、结构与特色、建造工艺与价值、建造历史与客家宗族发展、客家民俗与文化、围屋保护与利用,以及与闽粤客家围屋比较研究等进行了探讨。同时,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客家人逐步走出围屋,追求现代的居住方式,使赣南客家围屋及其相关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陷于保护抢救与荒芜消失的漩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作出了一系列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精神,这对保护赣南客家围屋和传承客家文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探讨赣南客家围屋的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


一、赣南客家围屋遗存与客家文化


赣南客家围屋是客家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客家非物质文化的展演场所和重要载体。从现存的围屋看,赣南客家围屋最早建于明代,盛于清代,延至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停建,仅安远县于1962年建有一座尚未完成的围屋。


1.数量与分布


赣南客家围屋到底有多少座?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但很遗憾,赣州市从未进行过全面的专项普查。20世纪90年代初,韩振飞初步统计有围屋分布的乡镇共62个,以每个乡镇平均10座计算,预估赣南客家围屋应在600座以上。万幼楠则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后,认为龙南围屋约在200余座,安远围屋约100余座,全市总计约在500座。2015年,赣州市博物馆新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在《客家摇篮赣州——赣州历史文化陈列展览》中,统计现存赣南客家围屋数量是41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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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统计数据是根据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2007~2012)时,各县市上报带有“围屋”名称的统计数据。但该次普查并非专门针对围屋进行普查的,因各县市普查人员对围屋、围龙屋、九井十八厅等概念的理解偏差,导致部分围屋遗址、九井十八厅也纳入了统计范围。相反,另有相当部分不太完整或被认为保护价值不高的围屋却不在普查统计范围之内,存在一些遗漏。以寻乌县为例,寻乌县现今保存有方形围屋和围龙屋39座,是“三普”统计数的数倍。另外,大余、兴国、石城、会昌等县的客家围屋并未出现“三普”的统计数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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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方形围屋(龙南关西新围)


2018年,龙南市博物馆围屋主题展览建成并对外开放,对外展示赣南客家围屋数量是536座。定南、全南、信丰、安远、寻乌、于都、瑞金7个县市的围屋数还是“三普”统计数,但龙南增加了120座,并将会昌、大余二县纳入了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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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围龙屋(寻乌大夫第)

龙南市博物馆的统计数比之“三普”统计数,增加了125座,介于万幼楠和韩振飞的预估数,但还不够准确。笔者参与了《赣南围屋抢救性保护维修方案(2017~2019)》和《赣南客家围屋保护条例》的起草、调研和检查等工作,综合各县市围屋情况报告材料及调查调研资料,修正数据如下:龙南市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共有围屋376座,至2017年普查时仅剩255座;定南县2017年复查,全县保存有大小围屋约110多座;安远县历史上曾建有围屋数百座,2005年安远县博物馆对全县围屋进行调查,基本完整的围屋50余座,2008年普查登记完整围屋20余座,2017年统计现存围屋31座;寻乌县2017年统计现存围屋39座,其中围龙屋36座、方围3座;全南县2017年共有现存围屋31座,分布在9个乡镇,其中完整的有17座;信丰在“三普”后新发现了2座围屋,现存有16座围屋。另外,核实于都现存3座,会昌、上犹、兴国、大余各1座。按此统计,2017年,赣南客家围屋分布在赣南地区13个县市,主要分布在河西片区龙南、定南、全南、安远、寻乌、信丰等县市,河东片区的于都、瑞金等县市也有少量分布,总计49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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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村围(龙南栗园围)


2.营造技艺与建筑特征


(1)营造技艺。赣南围屋建筑材料多种多样,有生土、三合土、鹅软石、块石、条石、青砖、土坯砖以及木材、竹子等,其中以结实耐用的青砖、鹅卵石、条石以及经济实用的土坯砖最为常见。有土木结构、砖木结构、石木结构等形式,土木结构外墙直接用土砖砌筑,生土或用石灰、黄泥和沙子、鹅卵石等制成的三合土夯筑;砖、石木结构用青砖或石条砌筑,也有内墙用三合土或土砖砌筑,外墙用青砖包裹的“金包银”砌筑。墙宽基深,四角立炮楼,选址讲究风水,突出地势、山水,功能布局兼顾防御与居住功能,突出祠堂礼制性宗族文化;营建一般由本地工匠建造,从规划选址至围屋落成,要经过十多道营建礼俗程序,有风水堪舆、升梁祭酒祝赞、做出水、做进火等。有的围屋建造时间持续数十年,材料讲究结实耐用和就地取材,楼面用木,瓦面用小青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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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金包银”砌筑法

(2)建筑特征。赣南客家围屋除围龙屋因建造时代较晚,和平环境建筑无需突出防御性能,而是追求人居环境的舒适性外,村围及赣南围屋均具有强大的防御功能。从赣南围屋的起源学说即可见一斑:一是东汉坞堡说,认为赣南围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堡,是北方防御性建筑庄园的延续;二是当地起源说,认为赣南围屋的起源不必跨越千里,追寻千年溯其源头,而应当是赣南当地长期动荡的局势和险恶的自然环境造就的。从赣南地区的山水环境和明清时期匪乱、宗族械斗不断看,显然后者更具有说服力,但二者均强调了赣南围屋的起源是基于防御功能的需要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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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射击孔、包铁门、防火攻设施


赣南围屋一般高三层,少量达四层,四角建炮楼,一、二层不开窗,仅留枪眼,墙宽基深,外墙厚达0.8~1.5米。有土夯、石砌等形式,也有内砌土砖、外墙包青砖的做法,俗称“金包银”。大门一般有三道门,第一道门是铁皮包门,增加了坚固程度,又可防火攻,顶上还有灭火水道,廊道可跑马和运送弹药,屋顶布上三角铁钉,防御性能极为强悍。为了防御需要,赣南围屋一般建造在地势开阔处,占地大小不等,龙南市占地面积最大的是栗园围(村围)45288平方米,占地面积最小的是猫柜围250平方米。围内设有水井、仓库、厨房等生活设施和牲畜栏等,确保在与外界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也能坚持战斗和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


20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为肃清赤区内的反动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持续开展大规模“打土围、拔白点”的军事行动。《红色中华》报道:1931年12月26日,古石坑土围被红九师攻下;27日、29日、30日接连攻下翰林头一带3座土围。1932年1月21日,攻下上堡土围;2月15日,击溃梧桐土围;2月28日,攻下丁陂土围,3月3日,攻下崖背土围;3月15日,赖村附近两个土围被红军围攻 ……因为土围墙厚基宽,设有防御设施,红军攻打土围并非一帆风顺,“(宁都)赖村那个土围子,一军团去打过,我们三军团也去打过,打了好多次也没有打开。因为围墙筑得很高,有几尺厚,我们的子弹打不进去。而他们在墙上挖有枪眼,打出来很历害。我们无掩护,又无炮弹,土围子的周围又都是水田,挖不得坑道。所以,攻了好多次也没有攻下来。”于都上宝土围,红三军第九师经近一个月才攻克。1933年7月,国民党攻打安远尊三围时,则异常艰难。当时,国民党军陈济棠部44师两个主力团,对驻守在安远县尊三围的赤卫队展开围攻,完全切断了围屋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下,共攻打了40天,并动用了十余架次飞机,才攻破围屋。气得国民党部队在围破之日,将整座围屋都挖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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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尊三围战斗遗址


赣南客家围屋另一个特点是以祠堂为中心,整栋建筑向两边延伸,左右对称,体现客家人崇宗敬祖的传统和意识。祠堂内部雕梁画栋,牌匾楹联众多,门窗精雕细刻,讲究艺术和礼制。


3.围屋与客家文化


(1)围屋与客家民俗文化。客家人非常重视四时八节和人生礼俗,每逢春节、元霄、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小年等传统节日,围屋里都会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活动形式有香火龙、舞狮、采茶戏、三角班、祭祖、敬神等。客家人从出生至死去,有一套完整的生育礼俗、成年礼俗、寿诞礼俗、婚嫁礼俗和丧葬礼俗,内容丰富。以生育礼俗和婚嫁礼俗为例:从怀孕至生产育儿,有看孕妇、洗三朝、测八字、安名、拜契母、做满月、过百日、过周、添丁上族谱等;结婚要经历说媒、合八字、察家、定日子、讲三金、过聘礼、行嫁哭嫁、送嫁、拜堂、回门等。围屋就是一个民俗活动的展演空间和大型舞台,各种传统客家文化轮番上演。


(2)围屋与客家民间信仰。历史上,赣闽粤边区山深林茂,河流密布,瘴气弥漫,旱涝频发,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形成了丰富的民间信仰。“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建设家园……客家人还将希望寄托于各种冥冥神力,于是各路神灵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的心理寄托,以鬼神崇拜为中心,以驱邪去疫、保丰收、求平安为主要目的的民间信仰活动便成为客家人的共同需要,并内化成当地的一种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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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围屋社公崇拜与“泰山石敢当”


围屋的核心建筑是祠堂,故祖先崇拜最常见。祠堂里安放着祖先的灵牌,逢初一、十五要向祖先进香,生育男丁、考取功名等要向祖先报告,死后也要魂归祠堂。客家人在围屋崇拜的神明还有社公、观音、门神、灶神、财神等,也信仰风水。以社公为例,客家人一般在村子周边或路口选择一棵古树作为社公树,可以是樟树、柏树、榕树、杉树、松树、枫树等,树下建小庙,供奉社公,祈福消灾。但建有围屋的地方,一般比较动乱,为安全计,客家人将原本位于村口的社公移至围内祀拜,将之安放于围屋门后。


(3)围屋与客家宗族文化。赣南围屋集“家”“祠”“堡”于一体,为聚族而居的客家人带来强烈的安全感。同时,这种独特的建筑样式为客家人崇宗敬祖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客家先民筚路蓝缕、辗转千里来到赣闽粤边区定居,一方面有挥之不去的故土情结,另一方面又长期面临与当地土著,以及其他宗族之间的激烈竞争与斗争,加之时局不稳、地处边界,官府治理鞭长莫及,常有匪患,故形成了强烈的宗族意识。祠堂位于围屋正中,是祭祀祖先和公共议事的场所,安放有祖灵、悬挂有各种牌匾和楹联,祠堂前竖有许多旗杆石等。举凡祭拜祖灵、推选族长、修建祠堂、续修族谱、购置族产、施行族规、商议械斗、议定婚嫁、举办宴席等活动,都在祠堂内举行,无形中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和形成强大的宗族文化。故客家人讲究礼制,崇文重教,形成良好的家声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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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在祠堂里“坐性子”的新娘



二、赣南客家围屋的生态环境变迁


赣南客家围屋最初是因时代动乱,需要防匪、防盗、防野兽,以及在族群冲突、宗族械斗中以求自保而建设的,但在和平年代便无建围需求,故新中国成立后便停建了。因此,现存多数围屋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城镇化建设提速,围屋及其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1.人去围空,年久失修的围屋



赣南围屋一、二层不开窗,以及四面合围、墙体过厚的设计,严重影响了采光和通风,降低了居住的舒适度。同时,围内人畜共居,私密性能不强等原因,造成人们在和平年代的居住意愿并不强烈。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现代居住理念的影响,围内客家人开始陆续迁出围屋另择新居。20世纪90年,万幼楠调查围屋时,发现龙南武当一座围屋住了5个生产队,居民有500余人,安远东升围也有居民300余人,想拍一张无人的围屋照片都很困难。现今这些围屋大部分已无人居住或剩下老人居住,一般用于堆放杂物。年久失修,遇有疾风或猫鸟上房,瓦面走位,雨水浸浊,白蚁横行,梁木朽断,墙体坍塌,若不及时维修,便面临自然消失的危险。


2.拆围建新,难以恢复的传统风貌



客家人崇信风水,建坟造屋、修桥筑路都会请风水先生择址或择定吉日吉时。综观围屋的建造场地,一般有平坦、开阔、风水好等特点,少不了风水师的指点勘察。随着人们搬离围屋,一般就近新建,造成现代建筑与传统围屋犬牙交错的局面,有的甚至完全被现代建筑包围,严重破坏了围屋周边的原始风貌。有些宅基地紧张的村子,受“一户一宅”政策的影响,拆旧建新,局部拆除或全部拆除围屋,将现代建筑建在围屋原址之上。有些村围,围内现代建筑林立,为了运送建筑材料和车辆进出,村围被拆成残垣断壁。有些村民有意保护围屋,但因维修资金大,又缺乏传统建筑材料或工艺技术,而采用现代建筑材料去维修,结果在维修中破坏。比如,围屋祠堂里的立柱和大梁,现在很难购买到大木,为防止坍塌,村民便用钢筋水泥柱代替,有的瓦面直接使用水泥瓦或琉璃瓦代替传统的小青瓦。



3.文化转场,逐渐式微的围屋文化



广义文化由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要素构成。赣南客家围屋是客家文化的载体,其价值超越了原有的居住和防御功能,综合反映了客家人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审美观念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围屋建造材料、结构布局、营造技艺、装饰工艺、居住习俗、社会关系、经济生活、风水信仰、伦理道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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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人去围空”杂草丛生



围屋文化的生存空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不断受到挤压,逐渐式微。现今,宽敞明亮的现代建筑取代了古老的围屋,传统的建筑材料、营造技术、工匠艺人难觅,围屋的物质文化首先遭遇危机。改革开放后,原本热闹的围屋遭弃,多数一片荒芜、败落,杂草丛生,破败不堪,濒临倒塌,面临消失。除婚丧嫁娶还偶尔在围屋祠堂举行仪式外,客家传统民俗文化纷纷转场,另寻展演空间。走出围屋的客家人,时间日久,对待围屋的感情和观念也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年轻人对待围屋的态度越发冷淡。


三、赣南客家围屋生态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生态学是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主张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的各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中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赣南客家围屋的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涉及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三个层面。


1.围屋本体与周边自然生态的保护



现存的493座赣南客家围屋中,截止至2020年12月,共有69座围屋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占比14%。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4座,分别是安远县1处东升围,龙南市2处3座关西新围、燕翼围、乌石围;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4处,另有一批围屋被列入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名录。这些文保单位一般得到较好的维修保护,但其他围屋则面临不同程度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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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维修中的定南八角太公围



政府注意到围屋消失的隐患后,开始了积极的保护行动,其中2017年的抢救性保护工程是目前最大规模的围屋修缮工程。2017年,赣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赣南围屋抢救性保护维修实施方案》,实施赣南围屋三年(2017~2019)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由市县两级财政投入约5亿元,对113座客家围屋实施抢救性保护维修,一批体量较大、保护价值较高的围屋得到及时维修保护。



对围屋本体进行保护是不够的。围屋是一种大型民居建筑,修建时间长达数年至数十年。建造者一般财力雄厚,如建造关西新围的徐老四,是个有名的木材商人,生意做到苏州、扬州,另在赣州、信丰、龙南等地经营钱庄、当铺。安远恒豫围的建造者父子两代人共修建了恒豫围、桐封围、任木围和苍木围4个围屋。他们在建造围屋时,既讲究风水,又重视周边环境的营造,追求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此,围屋选址一般是风水宝地,周边有山有水,自然景观优美。2019年3月1日,《赣南客家围屋保护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不仅将赣南客家围屋分类进行保护,明确了政府、所有人、使用人等各方职责,以及维修资金来源、合理利用方式和违法破坏责任追究等,同时也将围屋周边环境一并纳入了保护范围。围屋周边的风水林、水源和自然景观等禁止破坏,周边也不得建设污染围屋及其环境的设施。


2.围屋利用与社会生态的保护


赣南客家围屋面临的危机与失落处境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时代发展引起社会变革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的农村人口迁徙至城市居住生活,传统村落和传统文化遭遇了现代文明前所未有的冲击,作为传统建筑的围屋也不例外,倍显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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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东生围景区(安远县博物馆供图)


现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反哺农村,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赣南客家围屋作为规模庞大且独特的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许多地方对围屋保护和合理利用进行了有益尝试,纷纷推出“围屋+文化”,打造村史馆、民俗馆、博物馆、文化创意馆和非遗传习所;“围屋+旅游”开发民宿、酒店、田园景点、民俗村等,推进乡村旅游与振兴。比如,龙南市围绕围屋,形成一条“建筑文化关西新围——宗祠文化西昌围——生产队文化佛仔围——酒文化渔仔潭围——农耕文化隘背围——官宦文化栗园围”旅游精品线路。安远县东生围围屋群、全南县雅溪村围屋群、定南县黄砂口村围屋群也均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这些尝试,为赣南围屋带了人气和生机,重新注入了新活力,目前关西围屋群、东生围屋群、雅溪围屋群建成了国家4A旅游景区,社会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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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雅溪围景区


3.非遗传承与文化生态的保护


赣南历史悠久,客家文化底蕴深厚,截至2020年12月,赣州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项、省级108项、市级220项、县级724项,全面涵盖了国家非遗名录的所有类别。其中,赣南客家围屋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另有客家擂茶、客家匾额、客家服饰、客家山歌、赣南采茶戏、客家古文等一批与围屋紧密相关的客家文化遗产被列入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13年1月,国家批准设立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试验区,加强赣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维护和培育客家文化生态,上升到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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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围内炽酒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需要强化管理与机制建设,展示场馆、传承场所等建设,加强核心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保护,数字化建设与规范,宣传普及与研究等工作。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丰富的客家文化遗产,是赣南客家围屋在新时代重生的基础。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守正创新、活化利用传统客家文化,重视保护好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认识、认同,最终喜爱、热爱上客家文化;另一方面,要坚持让客家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走进围屋,让传统文化与围屋相结合,利用客家围屋建设博物馆、非遗馆等,加强展示,恢复围屋的文化生态,助力乡村振兴,积极传承好客家文化,避免围屋成为保护的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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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围内制擂茶(全南县文化馆供图)


四、结语


赣南客家围屋是客家人创造的适应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建筑形式,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客家族群社会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它既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客家文化的载体,深深烙印上了客家文化的标识标签。现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客家人搬离围屋,寻求更为宜居的现代居住方式,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从文化遗产保护视角来看,“人去围空”造成围屋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加速了其衰败和消失的进程,一同衰败和消失的还有丰富多彩的客家民俗文化,不可谓是一种遗憾和损失。如何将赣南客家围屋及传统客家文化传承下去?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保护围屋本体基点延伸出去,延伸至保护周边的附属设施、传统村落、自然景观,以及以围屋营造技艺、传统建筑材料生产工艺、客家民俗文化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建设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区,推进文化生态的区域性整体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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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庆禄赣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历史学硕士,江西省宋史研究会副秘书长、赣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客家文化与历史文物研究,受表彰记功一次。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4项、省部级课题6项,主持完成省级课题1项、市级课题5项;参与赣州七里镇窑址、东晋“于都令墓”等考古发掘工作。出版专著《赣南文物与客家文化》,参与《中国节日志.春节志(江西卷)》《江西客家志》等编撰工作,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南方文物》《中国博物馆》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