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汉墓出土建筑明器的初步研究

 作者：吴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万幼楠（赣州市博物馆）

             刘畅（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高劲松（江西省博物馆）

             向曲梦（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

“夫建筑一术，为国家文化之表征，论一国文化之隆替，莫不举建筑物之表现形式以窥其究竟。”汉代为中国建筑的成长与定型期，其墓葬中随葬建筑蔚然成风且类型丰富。目前河南、两湖、两广等地区以及域外，如越南地区汉墓出土建筑模型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江西地区汉墓出土建筑模型的研究尚未有人涉足。据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统计，江西现有汉代文物66021件。本文拟以上述材料为线索对江西汉墓出土建筑模型进行梳理和初步研究，以期对江西断代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些许有益的尝试。考虑到三国存在时间较短，丧葬习俗的延续性，三国时期墓葬出土陶建筑模型多承袭汉代风格，相关研究的时代会稍有延后。

一、江西汉墓及出土建筑明器概况

江西省地处长江中游南岸，秦统一六国后开创了400余年的大一统局面。《汉书》记载：“豫章郡，高帝置。”郡治南昌（今南昌市），下辖18个县。东汉时期从豫章郡析出8县，郡辖增至26个县。两汉时期豫章郡除今天江西西部一小部分区域属于长沙国辖境外，其余与今江西省大体相当。根据黄颐寿、曾昭明、胡志群、党丰等的统计以及笔者对全省各博物馆汉代文物的调查，基本厘清全省已发掘（含早期村民发现的）汉代墓葬500余座，其中资料已发表的墓葬140座左右。从考古发现可见，西汉墓葬主要分布在赣中北和赣西，约20座，以南昌、宜春、高安、萍乡、安福等地较为密集且有少数高等级墓葬，其他地方基本没有发现。东汉墓葬普遍分布于全省各地。

在江西，出土建筑模型的汉墓主要分布在南昌、九江和赣西，与西汉墓葬分布区域一致。另有部分三国时期建筑模型出土于南昌、九江和吉水。目前江西汉墓最早的陶建筑明器见于西汉早期宜春白泥山墓葬中的陶仓。其余建筑模型多为东汉时期。从这些建筑模型时代看，西汉早期开始随葬，西汉中期仅有零星分布，东汉分布略广，三国时期建筑模型精美复杂，以郡治所在地及赣西等发达地区分布较为广泛（图一）。

图一 江西汉墓出土的建筑明器分布图

[ 根据江西省地图改绘，江西省自然资源厅监制 江西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研究院编制 审图号：赣S（2022）055号]

二、建筑明器的类型分析

江西汉墓出土的建筑明器多为陶质，极少数为原始瓷。根据已有的类型学研究，并结合建筑明器的功能和用途，江西汉墓出土建筑明器分为陶屋、坞堡、作坊、陶仓、圈厕、井等6类。

陶屋

坞堡

坞堡1件。南昌七星堆墓群2019QXDCM31出土。通体施以青釉。由院墙、门楼、后室、角楼等组成。院墙为两面坡顶。门楼、后室、角楼和瞭望房均为庑殿顶。后室正面中间有一小门，其下两侧各有一根横柱。四角角楼平面呈长方形，上、中、下部各饰一组凹弦纹，一面开有近方形窗口，平底。角楼外接瞭望房，中间上部各有一个通顶上弧形窗口。长56、宽43.5、高25厘米（图二：4）。

作坊

作坊2件，可能为粮食加工类模型明器碓房或舂房。泥质红陶。平面都呈长方形，屋顶都已散失。根据门的设置方位分为两型。

A型1件。门开于横面正中。出土于萍乡上栗县。内置有碓臼、承盘，外墙壁面饰以斜方格纹。长14.5、宽7、高9.5厘米（图二：5）。

B型1件。门设置于纵面正中。出土于宜春袁州区。内置装置丢失，门中部两侧有一挂物柱（已脱落），墙体素面。长14、宽8、高8厘米（图二：6）。

图二 江西汉墓出土陶屋、坞堡、作坊

1、2.陶屋（南昌永和M14: 3） 

3.一堂二室布局图（刘致平、傅熹年：

《中国古代住宅建筑发展概论》）

4.坞堡（南昌七星堆墓群2019QXDCM31） 

5.A型作坊（萍乡上栗县汉墓） 

6.B型作坊（宜春袁州区汉墓）

粮储建筑

目前江西所发现的粮储建筑，多为泥质灰陶和红陶，部分为釉陶器。平面形状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圆形粮储建筑称囷，方形名仓。囷有三足或四足，三足囷顶部呈弧形，独见于宜春地区西汉墓。四足囷在南昌、樟树、靖安、德安、湖口等地均有发现，囷盖与器身有一体式和分体式两种。此外，还有一类圆形平底无足囷，为数不少。

仓，共有4件，均为泥质红陶单体建筑，外形简单朴素。根据屋顶分为两型。

A型3件。悬山顶。根据底足的不同可分为两个亚型。

AaⅠ式1件。底部托木为四方柱，双谷仓门。宜春地区汉墓葬出土。屋顶刻划凹槽以示瓦棱，脊上立有双鸟，仿夯土墙体。长30.5、宽25.1、高34厘米（图三：1）。

AaⅡ式1件。底部为四根圆柱托木，正面开一长方形门。出土于大余地区。顶部刻划瓦垄，为板瓦仰置，正脊平直。门两侧墙上各镂有一对圆孔。外墙四周刻划弦纹，将表面分割成规整的长方形构架线条。长24.17、宽17.33、高19.5厘米（图三：2）。

Ab型1件。底足为地台状。出土于宜春地区。屋顶刻划凹槽排水沟以突出瓦垄，正脊下有底座。门开于山墙一侧，屋体进深大于面阔，门内两侧墙体中上部均有一夹层板，门前地台外延略广。长20.1、宽15、高16.2厘米（图三：3）。

B型1件。卷棚顶。出土于上栗县。由屋顶和主体两部分组成。顶部划大方格纹。两侧山墙中部凸起用于承接屋顶。外墙面四周刻有斜方格纹。屋内地面与墙体间有一周凹槽，似为排水沟。长15.5、宽9、高5.5厘米（图三：4）。

图三 江西汉墓出土陶仓

1.AaⅠ式（宜春地区汉墓出土）

2.AaⅡ式（大余汉墓出土）

3.Ab型（宜春地区汉墓出土） 

 4.B型（萍乡上栗县汉墓出土）

圈厕

共12件。多为原始瓷，另有少量素面陶。根据建筑功能、用途的差异分为四型。

A型3件。单体的厕所。根据施釉情况分为两个亚型。

Aa型1件。泥质灰陶。南昌东汉墓出土。整体呈长方形，由屋顶、主体、底座三部分组成。屋顶为悬山顶，饰以筒瓦垄。主体分为两开间，每间开一长方形门，其内分别设长方形便坑。主体正面有地台，地台底下四角有四根圆柱支撑整个建筑。通体素面。纵22.8、横12.5、通高22.4、足高3厘米（图四：1、2）。

Ab型2件。青瓷器，有开片，胎质灰白。根据平面样式和屋顶可分为两式。

AbⅠ式1件。平面呈长方形，屋顶近似庑殿顶。出土于吉水县东吴墓葬。由屋顶、主体、地台组成。正脊略凸出，延伸至屋顶两端，将顶部分为两部分，四根垂脊两两搭在正脊上构成两个三角形。主体由一周围墙构成，墙角为弧形，前墙侧面开一门，后墙加高上置屋顶。主体下面为地台，地台延伸出主体少许。长25、宽13、高13厘米（图四：3）。

AbⅡ式1件。平面呈正方形，无顶。出土于吉水县东吴墓。由主体、地台两部分组成。主体为围墙相绕一周，相接处一侧内收、另一侧外撇构成入口。入口左侧临墙处有一正方形厕坑，便坑前有一圆形脚踏，围墙一侧根部有一窦洞，为泄污用。地台在主体下面，入口和窦洞两侧地台外延略长。长12、宽10、高6.5厘米（图四：4）。

B型1件。泥质灰陶。高基深池楼式厕所。出土于九江市港口乡东吴墓。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为半拱弧型台基，内为宽敞的储粪池，兼有积肥功能。上架空构筑厕房，厕所屋顶为悬山式瓦垄顶，正脊和侧脊两端均起翘。山墙上部正中有直棱孔窗，以作通风透气之用。房内有便坑，旁设坐凳。厕门为长方形门，门外筑有上登台阶和曲护栏。长21.5、宽17.5、高17厘米（图四：5）。

C型1件。青瓷器。溷厕，即厕所与猪圈合为一体。南昌七星堆墓群2019QXDC31出土。猪圈前壁中间偏右有一个近方形开口，圈内有一头猪，形象逼真（原应为两只，一只已残），后部有一根方柱架空厕所。厕所平面近方形，五脊庑殿顶，顶部刻印瓦垄；前壁刻划斜方格纹，中间偏左设置一小门，门外有一条附于猪圈外壁的阶梯通向地面。釉已全部脱落。长17.6、宽16.5、通高18.1厘米（图四：6）。

D型7件。单一六畜圈。根据平面形状和结构分为两个亚型。

Da型6件。青瓷屋形圈舍。平面大多呈长方形，个别为正方形。系南昌七星堆墓群2019QXDCM31出土。屋顶为庑殿顶，顶部刻划瓦垄。正面设置门窗，壁面刻划有菱格纹。以马圈为例，平面略呈正方形，正面中部设置一长方形门，门上部通至屋顶。门两侧各有一正方形窗。长20、宽14.5～15.2、高14.8厘米（图四：7）。

Db型1件。泥质灰陶。圆形闭合围墙式陶猪圈。平面近似圆形，无顶。南昌新建区东吴墓出土。围墙一侧向内凹陷，内凹处根部有一长方形洞口。另一侧墙根处设置一食槽，食槽旁边有一窦洞，为泄污用。圈内有两头猪，一头形象为野猪，另一头可能正在驯化。长20.3、宽18、高9.4厘米（图四：8）。

图四 江西汉墓出土圈厕

1、2.Aa型（南昌东汉墓出土）

 3.AbⅠ式（吉水富滩东吴墓出土）

 4.AbⅡ式（吉水东吴墓出土） 

5.B型（九江港口乡东吴墓出土） 

6.C型（南昌七星堆墓群2019THBM31）

7.Da型（南昌七星堆墓群2019QXDC31出土）

8. Db型（南昌新建区东吴墓出土）

井

江西发现的陶井类型多样，胡志群将其分为四类。此外，还有部分井带有井亭、井架，多为青瓷器。根据井亭井架样式将其分为两型。

A型2件。带井亭，顶部为庑殿顶。井身无装饰。

根据井亭和井架不同分为两个亚型。

Aa型1件。泥质灰陶。井亭远小于井口，长方形井架。出土于南昌爱国路。泥质灰陶。束腰筒状井身，井身上部略敞。高17.2、底径8厘米（图五：1）。

Ab型1件。青瓷器。井亭基本覆盖井身，井架为四根圆柱支撑井亭。南昌七星堆墓群2019QXDCM31出土。灰白胎，表面饰以青釉。井身为直筒腹。井顶长12、宽10.7、井口径11.2、通高22.7厘米（图五：2）。

B型2件。青瓷器。“人”字形井架，无井亭。直弧腹。

标本南昌七星堆墓群2019QXDCM12出土。井架上有两个对称的穿孔，内有一辘轳模型。此外，附带一提水罐。口径14.8、底径12.4、通高23.8厘米。（图五：3）。

图五 江西汉墓出土井

1.Aa型井（南昌爱国路出土）

2.Ab型井（南昌七星堆东吴墓出土） 

3.B型井（南昌七星堆墓群2019QXDCM12）

通过以上分析并参考江西汉墓分期断代的研究成果可见，西汉早期赣西地区汉墓中首见四足圆形陶仓，此仓风格与湖南常德县西汉墓M30颇为相似；西汉中期居住类建筑在南昌东郊出现，南郊汉墓也出现了此类明器，都为庑殿顶，泥质软陶，烧造火候甚低。此陶屋在同时期的徐州贾汪官庄汉墓M7同样出现，风格基本一致；Ab型带地台的屋形仓与西汉中晚期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M5:31陶仓结构相似；东汉早期开始流行伞状仓，如南昌蛟桥M1、九江德安九岗M2、宜春靖安老虎墩M0、樟树武陵M2等都出现了这种仓，贯穿整个东汉。此外，AaⅠ式屋形仓与东汉早期广西合浦风门岭10号汉墓以及《广州出土汉代陶屋》一书中收集的干栏式仓最为相似。AaⅡ式仓房与东汉后期广东顺德县汉墓XM2:2、广西贵港市马鞍岭东汉墓M3:21、长沙丝茅冲三区M3等出土的陶仓十分相似。B型仓与东汉中期郴州安仁县2009安财M1:11陶屋较相似。南昌汉墓（1952年发现）出土有三足绿釉陶仓、屋形单层陶厕，此类仓在江西东汉中晚期较为普遍，陶厕与东汉后期合浦风门岭M22:15单体陶仓相似，推测此墓的年代为东汉后期；水井在江西东汉中后期普遍用于随葬，多为折肩筒状腹。南昌汉墓出土的Aa型井与周边同类型器物相比较，时代可能为东汉后期；南昌七星堆墓群出土的坞堡及其配套设施为东吴晚期纪年墓所出，有圈厕（B型、C型、Da型、Db型）、带井亭的水井明器（Ab型、B型），吉水东吴墓出现了青釉单体厕所（AbⅠ式、AbⅡ式），九江出现了B型积肥类单体楼式厕所。墓葬结构和器物均与鄂城东吴孙将军墓、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雷同。

由上可知，从西汉初期至三国后期江西境内汉墓出土的建筑明器形制演变趋势是：陶仓由单一圆形陶囷发展到囷与屋形陶仓并存，以圆形陶囷为主。圆形陶囷由四足演变到三足，再到三足与无足同期存在的状态。此外，两汉时期陶囷多饰方格纹，东汉时期新出现釉陶囷。三国时期，开始出现瓷囷，器表饰以多道凸棱；圈厕由单体厕所演化到单体厕所、楼式积肥厕所、溷厕合一、单体牲畜圈等形式，由无釉到多施以青釉；水井在两汉时多无井架井亭，东汉后期开始有零星水井设置了井架、井亭，这种样式延续到三国时期。

需要说明的问题有：第一，作坊为早期村民献交，墓葬信息不明，故在此不作揣测，待以后更多信息揭示后另撰文分析。第二，上高县博物馆藏有1件汉代望楼，年代存疑。第三，住宅类建筑明器仅有两件，难以对其发展趋势形成探讨。

三、有关江西汉墓出土建筑明器的一些思考

来源的探讨

目前江西最早建筑明器为西汉早期宜春白泥山墓葬中的陶囷，这也是江西随葬建筑明器的开始。同时期江陵凤凰山M167、荆州高台汉墓、徐州后楼山八号墓、安徽潜山彭岭西汉墓M27也都出现了各自区域内最早的陶囷。值得一提的是，白泥山汉墓出土的陶罐上刻有数字或容量文字，同类计数文字在南昌西汉墓出土陶罐上也有出现。这种现象在关中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M10、高庄秦墓M6首先出现，其后在关中地区龙首原西汉墓医M7、M10等再次出现，发掘者认为“这种刻划文字的作风是从秦俗中直接继承下来的”，这似乎为寻找江西汉代囷的来源提供了些许线索。根据已知考古材料，目前最早的陶囷明器来自春秋中晚期的秦墓，分布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陇地区。如陕西陇县店子秦墓M122命、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M18、陕西凤翔西村秦墓79M19等多有发现。随后在各地渐有出现，到了汉代十分盛行，常见于汉墓中，成为汉代随葬十分普遍的随葬品。

陶囷及其他建筑明器常见于赣西地区，可能与其汉代地理归属有一定关系。赣西地区汉代归长沙国管辖，汉武帝时，将长沙王刘发之子刘成封为宜春候、刘发次子刘仓封为安成侯、刘发之子刘拾封为建成侯，他们的侯国均在赣西，身份地位带来的资源更具优势，其建筑明器受汉文化影响自然较深。

再看江西出土的汉代陶屋，始见于南昌西汉中期庑殿顶陶屋明器。其居住布局与秦汉时期居所“一堂二内”形式中的“日”字形基本一致勇。这种双开间的堂在汉代明器中使用甚多，成为汉代平民阶层常用的宅制（图二：3）。这些都源自国家的统一和豫章郡的设立，以及汉武帝征伐南越，豫章作为国家战略要地，“汉制多羁縻蛮越，多在此处（豫章郡）”，带动了汉文化因素的传入。还有就是地方官员的影响，汉代豫章郡太守有名可考的17人中12人为中原籍贯命。东汉顺帝时就有豫章太守栾巴“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的记载。这些北方官员作为中央与地方沟通的桥梁和文化的传播者，自然会在豫章郡全力推行汉文化。

可以看出，江西地区汉墓出现的建筑明器，显然是汉文化浸染后的事物。《庄子·齐物论》中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在建筑明器上，正说明了江西地区“外州效法中州”，受到了汉文化中建筑明器葬俗的影响。

多寡的分析

江西汉代建筑明器中，囷（仓）80余件、水井50余件、圈厕12件、陶屋4件、作坊2件、坞堡1件。其中屋形仓4件，带井亭水井2件。

反观周邻地区：两湖地区居住类明器平面布局有单间平房、双间小屋、带有小院的阁楼建筑、单体阁楼建筑，有配套的厨房、厕所和家禽或家畜的饲养房屋。仓储类建筑中多出楼式陶仓；安徽地区有塔式二层陶楼、绿釉陶楼、庑殿顶仓、溷厕；浙江屋形建筑明器种类少、数量少，有干栏式悬山顶陶仓、复合庭院式（84上·严M155:4）；福建和浙江情况相似；广东汉墓出土的屋形建筑明器数量庞大、种类多样，单就陶屋就分成单体型和复合型，涵盖了干栏式、平房式、曲尺型、凹字型、楼阁型等多种类建筑。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以江西为中心的周邻地区建筑明器发展不平衡。浙江、福建两地建筑明器明显滞后，与浙江、福建接壤的赣东地区情况相似，这一区域“陶模型明器不如其他地区发达”。再看江西汉代建筑明器有一个特别现象：仓、井类农业性质的明器盛行，居住类建筑明器稀缺。在建筑明器盛行的东汉时期，江西建筑明器种类和数量的不均衡性更加突出。别的地区常见的溷厕、水田、楼房等明器模型在江西地区未发现。到了三国时期，江西地区才开始出现溷厕、坞堡等建筑明器。

究其原因，可能与江西地区地主庄园经济有关。民生之微，衣食住行。人口又是农耕社会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根据有关统计：公元2年豫章郡户数67462、人口数351965，分别占扬州9.49%、10.97%；公元140年豫章郡户数406496、人口数1668906，分别占到扬州39.8%、38.46%。这意味着扬州六郡中，由公元2年1/10到公元140年4/10中居住在豫章郡。豫章郡内各县人口分布很不平衡，南昌一县的户数是平均户数3倍左右。这从侧面佐证了江西西汉墓多集中在南昌等赣中北、赣西的原因。还有公元2年为西汉末年，西汉前、中期人口数可能更少更不平衡。当时“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的生产方式不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再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导致劳动力受阻。虽“无冻饿之人”主要是优越的自然条件赋予的，“无千金之家”却道出了经济发展状况。此外，南方的稻作农业的土地资源与土地制度与北方不一样。地主庄园经济形成的基础是大面积连成片的土地和大量的劳动力。基于此，北方地区土地兼并严重，更易形成大地主。南方土地分散，碎片化严重，对于“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家园”的江西，基本为自耕农经济，土地兼并状况自不如北方。自耕农在先进的生产工具、推广新的农业技术、调配劳动力等方面较之地主庄园明显逊色，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葬俗的吸收和接受势必受到影响。出土建筑明器的西汉墓葬仅见零星，均为木椁墓，多随葬礼器，墓主身份可能为北方的封建贵族，而非本地庄园经济主。东汉墓葬数量多，建筑明器盛行，这可能与来自北方流民的影响密切相关，以建筑明器为代表的汉文化随着北方人口的迁移而南传。

两汉之交，北方动乱，大量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南迁。东汉初年这些南迁人口“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豫章郡应在其列。上文豫章郡人口增量中应有大量北方移民，他们带来新的农业技术、理念、工具和劳动力。从东汉开始，豫章郡就成为调出粮食的余粮区，反映在墓葬中的随葬品上，陶（囷）仓和陶井出土很多。陶（囷）仓出土汉墓中说明经济发展快，粮食丰收，产量大增。江西地区东汉墓中出土的大量水井明器正是人口快速增长、生产生活的映射。社会经济和文化也已具备陶（囷）仓和陶井产生的环境和条件，此乃相辅相成之关系。

至于陶屋在此区比较少见，可能还是与地主庄园经济不发达有关。贫农无力快速推动农业的发展，经济生活水平自然一般。庄园经济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生产技术和设备中，这在东汉墓葬中发现的分工合作农耕图、风车、陶水田池塘模型、合院式住宅等可以窥探地主庄园富庶的经济生活。江西地区汉代经济虽有较大发展，但与两湖、两广地区存在差距。以（囷）仓、井两类建筑明器为多更折射出庶民经济在汉代江西依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它“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较落后”。

明器与现实

墓葬内的建筑明器是模仿现实生活中的建筑模型，而非真实建筑的再现。以斗拱来看，汉代的斗拱已经广泛使用，在建筑明器上得到了集中体现。值得关注的是，斗拱在江西汉代建筑明器上却没有得到表现。从陶屋到坞堡，从干栏式陶仓再到圈厕都显露出这个现象。再有建筑明器的装饰较为简单，部分汉代屋顶刻划凹槽以表现瓦垄。陶仓表面以网格纹装饰居多，少数饰以堆塑纹，另有少量为素面。到了三国时期，建筑明器多青瓷，北方汉代已存在的坞堡、溷厕在江西开始出现，建筑纹饰才凸显出来，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建筑明器作为没有实际功能的明器，不同于地上建筑。南昌海昏侯墓园及其内的礼制性建筑经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已经明晰，墓园呈梯形，由墙基和墙体组成，均夯筑。墓园内有礼制性建筑寝（F1）、祠堂（F2）、厢房（F13、F14），均为夯土基址，平面分别呈方形、“凹”字形、长方形，祠堂和厢房为回廊形建筑。墓园围墙用夯土筑成，礼制性建筑平面形状“凹”字形，回廊形建筑格局，这些都是江西汉代建筑明器所没有反映出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建筑明器是地上建筑和地下世界的结合体，有地上建筑的底色，也有明器的元素。陶仓与陶井应是墓主生活的直接再现。坞堡是防御性的城堡。孙吴时期，有记载“豫章、庐陵宿恶民”。可见庐陵郡和豫章郡山民多叛乱，社会动荡。直到孙吴末期，豫章、庐陵山民仍“以助北将军为号”，举众叛吴。坞堡、六畜圈舍正是地主庄园生活的象征物，是生前社会环境和自身生活的真实模拟。

考古资料中，江西汉代建筑明器与汉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的联系，直接反映出汉文化传播的进程。西汉早期的零星囷，西汉中期的少量陶屋，东汉时期大量涌现的囷、仓、井，三国东吴时期的青瓷坞堡、圈厕、井等，与秦征百越、汉代豫章郡的设立，再到汉武帝征伐南越、闽越，再有两汉之际的北人南迁等有直接的联系，每一个节点都伴随着汉文化的南渐之路。如果说西汉出现的陶囷、陶屋体现了汉文化的强势传入，那么东汉时期剧增的（囷）仓、井则是当地土著文化融合汉文化的主动吸收。此外，江西汉代建筑明器的不均衡性正是人口、技术、土地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集中反映，以庶民经济为基本面的汉代江西重视农业生产性工具的使用，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发展农耕经济，到后期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自是必然。今天深入研究江西汉代建筑明器的功能、形式和文化等，不仅有助于研究当时的建筑水平、社会经济生活及生产制度，而且对今后江西农业发展或许有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