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赣州市博物馆原馆长 韩振飞
五、赣南客家围屋的流变
1、赣南客家围屋的社会属性
赣南的客家围屋,究竟是什么原因,能使其一直保存到近现代。难道真是因为它可以防匪、防盗、防兽而使它得以保存下来吗?那么,在非客家地区,同样有山区、有兵匪之患,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建筑呢?其实,能使客家围屋得以保存下来,主要还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要弄清这一问题,还要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入手来加以分析。
在中国,从战国时代至清代,虽然都是封建社会,但在唐代以前(包括唐代),中国封建社会是以领主制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唐代以后,则以高度中央集权的地主制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领主是早期封建社会中受领地的封建主,在其领地内是最高统治者,领主拥有自己的经济和私人武装,相对中央政权,具有十分强烈的独立性。在中国,由于宗法制度也融入了领主制社会形态,所以,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同时还是一个父系大家庭的家长。
从东汉起,中国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为保护自己的封建权利,他们聚结家族乡亲,成为自己的部曲、家兵,并筑坞立堡,割据一方,那些既是封建领主又是父系大家庭家长的人物,在坞堡中当上了坞主壁帅。在一座坞堡里,都是同姓的人聚族而居,叔叔伯伯、哥哥弟弟,叫得怪亲热。
唐代以后,随着门阀世家大族的消灭,亦即封建领主的灭亡,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更趋完善,那种封建割据产物的坞堡也必然要走向灭亡。这就是唐代以后,在非客家地区坞堡为什么渐渐绝迹的社会根源,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与之相反,在客家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险恶,迫使客家人不得不继续保持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这就具备了使父系大家庭继续保持和发展下去的客观条件,加上中央政权对此鞭长莫及,所以客家地区的社会形态,就仍然还保持着相对独立、封闭、甚至割据的状态。在这里,一个父系大家庭的成员,在他们的家长带领下,依据自己的围屋,雄据一方。他们平时则农,遇战则兵,一切都听命于家长。为了生存,他们同心协力,从事农耕生产,为了生存,他们也团结一心,不断地与土著和客籍人中的异姓作斗争。
在客家地区,由于这种半割据的社会形态,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因此围屋也就一直生存到近现代。大家都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真正地消灭了封建割据,时至今日,围屋也就到了真正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在安远县的镇岗乡赖塘村,赖姓村民由于受传统建筑方式的影响,曾于1960 年起以生产队的方式来兴建一座围屋,名花鼓桥围,历时三年,最后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总而言之,坞堡是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下的产物,而围屋则是残存的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下坞堡的延衍,这就是赣南围屋的社会属性,这一属性,同样适应于闽西的土楼和粤东围龙屋。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只要是在中央集权统治薄弱的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下,就会岀现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家,堡合一的大体量建筑。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就有着和中国的坞堡及围屋一样的社会属性及类同的实用功能。
2、赣南围屋与闽西土楼及粤东围龙屋的演进关系
客家人聚居的主要地区是赣南、闽西和粤东,而居住在上述三地的客家人,恰好又有其各自的代表性建筑,这就是赣南的客家围屋,闽西的客家土楼和粤东的围龙屋。这三种代表性建筑,因建筑结构、平面布局等方面存有一定程度的差异,遂让人造成一种错觉,会认为三者是各自源起,互不相干的。其实,当我们按历史上客家移民路线并对这三种建筑加以文化传统和建筑功能方面的分析以后,便会找岀三者之间的演进关系。
前面已谈到,正是南迁人口中的客家人,将坞堡这一建筑形式带入了赣南,此后,随着客家移民向闽西、粤北和粤东腹地不断地迁徙,从而又把坞堡这种建筑带入了他们新迁达的地区。应当指出的是,当坞堡传入闽西和粤东地区后,共平而布局和建筑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地变化。
为论述的方便,让我们先行了解一下围屋、土楼、围龙屋的分布情况(图六),并对三者作一简略介绍。
图六 客家地区围屋土楼围龙屋分布图
(1)围屋:主要分布在赣南的南部,粤北的东部和粤东的西部,并沿东江南下直至港深地区。
(2)土楼:主要分布在闽四南部及与之毗邻的闽南和粤东部分地区。
土楼绝大部分釆用夯土筑墙,在平面布局有方圆两种,方形土楼与围屋大同小异。圆形土楼立面均在二层以上,没有角楼,整座楼形成一座大圆堡。在平而布局上中间为祠堂,连接成封闭圆形的住房有单重、双重甚至多重的(见图七),为防止发生混淆,本文将建筑立面上的发展称为层,平而上的发展称为重)。
图七 闽西土楼平面(三重)
(3) 围龙屋:主要分布在粤东梅州一带,及与梅州毗邻的闽西和赣南部分他区。
围龙屋在平面布局上前方后圆,中为祠堂,围龙屋内部地面前低后高,高差可达2 米以上,立面多数为层。围龙屋的防御功能已大为减弱,绝大多数不设的楼,仅后部半圆形对外封闭的“后龙”还具有堡的意义。围龙屋的前面一般都有长方形禾坪与半圆形的水塘(图八)。
图八 粤东围龙屋平面图(单重)
通过对围屋、土楼、围龙屋的分布研究和对三者建筑结构进行分析,并参考到各客家的移民路线后,笔者认为可以提出如下的论点。
(1)围屋、土楼、围龙屋三者都是家、堡、 祠合一的建筑,其居民成员也同样是一个父系大家庭的直系血缘后代,而且都是大体量的建筑;三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应当是同出一源,源于赣南,源在围屋。
(2)这三种建筑主要分布于客家腹地,这是因为客家地区的外围,是中国唐代以来以福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以武汉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三个大的经济发达区域。在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封建中央政权统治的严密和深入,具有割据性质的建筑是无法立足的,这从宋代以来官方一直对居民的开间、进深、用材、色调等有着具体而严密的规定,就可得到证明。正因为如此,在赣闽粤客家地区的边缘,由于受以上三个经济区先进文化、发达经济, 特别是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到了封建社会末期,围屋或土楼这类建筑,就渐渐地不复存在了。
(3)当坞堡这一建筑形式由客家移民从赣南越过大余岭和九连山传入粤北和粤东西部后,其建筑形式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仍是平面为方形并带有角楼的围屋。
(4)当客家移民由赣南越过武夷山,进入闽西的时候,同时也将坞堡这一建筑形式带入。在闽西土楼中约占半数的方土楼,就基本上承继了坞堡而与围屋大同小异。只不过由于受自然环境、建筑技术改进和区域文化差异的影响,这一地区才出现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圆形土楼。关于土楼为何由方变圆,并且在闽西地区盛行的原因,目前尚无令人十分信服的论述。现笔者提出几种推论,以求共同探讨。
第一,圆土楼的出现,有其历史的根源。在岀土的汉代坞堡模型中,就已有接近于圆形的平面布局。
第二,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人们发现圆土楼有一些优点。
建筑同样面积的圆楼,要比方楼减少外墙长度11. 4%,这对于外墙长度大,又厚达1米以上的土楼来说,所节省的工料绝非一个小数目。
闽西山区多雨潮湿,土楼内普遍构筑有外悬的木迴廊,采用封闭的圆形结构,则可增加木迴廊的整体稳定性。另外,大体量的建筑物构筑成圆形,对于减少台风的侵害,也是不无意义的。
圆楼较之于方楼,没有相邻的两个屋顶坡面交汇所形成的角沟,加上圆楼没有角楼,故在防水和木架的技术处理上要简便得多。
第三,圆土楼的岀现,有着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
首先,从整座圆楼的平而布局来看,外圆内方,犹如一铜钱状,这种既富有美感又寓意吉祥的布局.当然易为人们所接受。
再之,客家地区风水之说非常盛行,每一座建筑的大门必须要有一个风水先生认为好的朝向,由于山区自然环境的限制,占地面积大的方形平面布局,要想大门有个人为认定的方向,是十分困难的,而圆形的布局则可朝任意方向开门。
我们还应看到,方土楼和圆土楼是并生的,在一个地点究竟是建圆楼还是建方楼,笔者以为风水理论起主导作用。如江西龙南县临塘乡黄陂村,有一座赣南仅见的圆形围屋,建于乾隆年间。据称,之所以采取圆形布局,是为了与河对面的圆形山岭相对称,以 把住水口。在福建闽西地区,同一地点建方或圆楼,都是由风水先生决定的。
(5)值元明之际,当闽西和粤北及粤东西部的客家人,向梅州地区移聚时,客家的各种区域性文化在这里交相融汇,从而形成了明清时期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文化凝聚点。文化上的多元性表现在建筑上,就是将方围屋与圆屋兼容并蓄,于是便产生了前方后圆的围龙屋客家地区岀现最晚的围龙屋,因其吸收了客家地区传统建筑的精华,而的的确确是最具有“客”味的建筑。
3、赣南客家围屋的分布及其说明的问题
赣南的客家围屋,分布在龙南、全南、定 南三县全境,信丰、安远两县的南部以及寻乌县的个别地方。在寻乌县的大部分地方,还分布有较多的围龙屋。围屋分布的最北地点是信丰县的小江镇与安远县的凤山乡一 线,这一分布线基本与纬度线相平行。如果将这一分布线向两端延伸,则会惊奇地发现,粤北的围屋与闽西的土楼,其分布地点也必然要在这一纬度线的南面。
据初步统计,赣南分布有围屋的乡镇共有62个,以每个乡镇有10个围屋来计算,则赣南现存有围屋的总数应在600座以上如,分布有围龙屋的乡镇约有8个,围屋总数当在40座以上。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划分,赣南客家围屋的分布范围是赣江的桃江流域和珠江的东江流域的源头地带。地址位置是与广东相接壤的赣南南部山区。
在隋唐以后的宋元时期,赣南各县都曾有围屋的存在,甚至在赣州城的附近也都有过围屋。据《赣州市地名志》记载:“和乐围(位于城区北约8公里),地处赣江西南岸两溪汇合处,105户,557人,住许、李两姓…… 据《民国二十五年许氏赣南第一次修族 谱》载:许敏和于元末明初由赣县储潭蟠龙岭迁此,迄今19代。村处和乐桥东北侧,原建有围子。村随桥名而演变,明代名福禄围,清代名火他围、火燎围,1913年改为乐围。” 可是,自明末清初以来,为什么围屋仅在赣南的南部一隅才保存下来呢?关于这一 问题,本文第五章第二节已有论述。现要说明的是为什么位于赣南西南部并与广东相邻的章江流域,到后来也没有围屋存在了呢?这是因为章江水道是我国东南地区唐代以来最重要的一条南北交通要道,为保护这 条通道,从北宋以来,便在大余县设立了南安军(明清时改南安府),赣州至大余不足百公里,却设置了两个县以上的行政机构,可见封建中央政权对章江流域统治管理的严密与深入。在如此严密的中央政权统治下,围屋便不能生存了。当越过大余岭,远离南安府而进入始兴县地域时,围屋便又开始出现了。
讨论至此,也许读者会提出疑问,赣南的客家围屋,会不会是在明清时期由广东移民带入赣南的呢?从有关的统计资料来看赣南存有围屋的地方,明清时期粤籍的移民确实占有极大的比重,但我们还是先看一看其它县的情况以后再做结论。
赣南各地不仅有围屋的县粤籍移民占有极大的比重,其余县包括赣州市在内粤籍移民的数量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再以兴国县为例,此县在清代初年曾发生过十分严重的大面积瘟疫,据地方志记载,顺治一年时, 整个兴国县只有人口 7775人,这就导致了清代早中期,广东移民大量移居兴国,形成了粤籍客家人远远多于当地人的局面,以至兴国县的公共语言都变成了地电道道的广东客家语。可是,找遍兴国县全境,却也找不岀一座真正的围屋。由此可证,赣南的客家围屋并非由明清时期的广东移民带入的。这里面奥秘在于明代以前的客家移民过程,是一种先进文化向落后地区的传播。而明代以后的移民,就文化上而言,已无所谓先进,故图屋便不再随客家移民而向其它地方发展。
四、赣南客家围屋的衍变
当进入封建社会的末期,客家地区带有封建领主制残痕的父系大家庭,由于外部社会压力的增加或是内部凝聚力的降低,便会逐渐地解体。一旦这种父系大家庭变得松散或是解体,与其伴生的围屋或土楼就会有所反映出来。就赣南而言,最常的情况是,一旦父系大家庭出现松散或解体,围屋的外墙和角楼就变成了多余的而逐渐消失。剩下便是一座普遍的天井式院落,以后为了增加住房,便又在两侧与中轴线平行加建,这又形成一座多天井的住宅,这就是赣南常见的所谓“九井十八厅”的建筑。同理,粤东的围龙屋一旦废弃了防御性较强的“后龙”,也就自然是一座“九井十八厅”式的院落了。
在赣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外围的高墙和角楼消失后,同姓的人仍然围绕祠堂按与中轴线相平行和相垂直的布局建筑,最终形成一片与外界有多条通道,状如棋盘的建筑群。这里要一并提出的是,居住在闽西多重土楼内的大家庭,如果一旦出现解体,便 也会开出多条对外的通道,这样,其平面布局就犹如一幅活生生的八卦图。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巧合,风水先生便利用它将阳宅的八卦理论加以丰富,反过来,又在更高层次上用于指导建筑布局。应该说,坞堡,是圆形土楼的根源,而所谓的八卦堡,只是圆形土楼 的末流。这一点,切切不可本末倒置。笔者于 1987年在广东饶平县三饶镇一带,见到过由许多单体的建筑沿弧线排列成扇面状甚至半月状布局的建筑群,当时曾百思不得其解,以今日观之,这种扇面状布局的建筑群,不正是圆形土楼退化后的一种残迹吗?同理,如果方形土楼岀现松散,在立面上部分地废弃了角楼和高墙,一座前低后高的交椅楼不是就岀现了吗?
除上述之外,在赣南,于有清一带,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由于真正岀现于防匪防兵的功能需要,还出现了一些与围屋有关联或功能相类似的建筑,再将其分述如后。
(1) 遍布赣南各地的围子
赣南各地的围子,据笔者调查,大部分都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目的是防“长毛贼”。围子的平面布局为方形或长方形,有些四隅也有角楼,但其外墙仅为单一的防御功能,犹如城墙,从建筑形式上看,只能称之为围子,而不能称为围屋。围子与围屋的内涵也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屋内的居民相互具有的是血缘关系,而围子内的居民具有的是地缘关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围子,不仅赣南有,江西省、就是在全国各地也都有。但是,由于赣南是客家人居住地区,在一片地域内往往是一姓所居住,这就造成了赣南的围子好象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假象。现有一围子的特例,可让我们透过假象看到其本质。会昌县中村乡中段村的上围(门匾为世德围),此围建于咸丰年间,内有四个小祠堂,居住李、黄、金、刘四姓,问之何故,回答说,为了躲长毛贼,大家都可以住进来。对 于我们要阐明的问题,回答得已是十分干脆明了。
(2) 石城县境内的微型土楼
在石城县境内,还残存有数量不多的夯土楼,土楼的墙为形成定制的夹板夯筑,厚大约在35公分左右,加上这种土楼防御功能已大大的退化,既不高也不大,给人的观感就象是普通的民居,但是其结构又确实为内有天井。祠堂的围屋和土楼形式。如木兰乡下斜廖姓土楼,平面约16X16米,没有角楼,立面高二层约5米,内有天井和祭祖的厅堂。在安远县的个别地方,也有围屋退化后所形成的微型围屋,其空间体量与石城县的土楼相近,当地形象地称之为米升围。
(3)崇义县境内的水楼
清代末年,在崇义县境内,还出现过一种碉堡式水楼,水楼建于村庄里面,当发生兵匪之祸时,同姓人的财物均藏于内。在崇义县的聂都乡,曾同时建有黄、罗、吴、张、周五姓的水楼共五座(图九)。
图九 江西崇义县清代的水楼
(4)寻乌县境内的炮台
由于寻乌县基本上是属于以梅州为中心的粤东文化圈,故此地仅见有极个别的围屋,而多为围龙屋。围龙屋在防御上的功能已十分退化,为解决这一矛盾,最常见的办法是在前部两隅建角楼,有少部分还在“后龙”的适当位置加建角楼。但寻乌地区毕竟还受到了赣南方形围屋建筑方式的影响,于是,两种建筑文化便相互依存,出现了在围龙屋旁加建一栋特高的方形围屋来保护围龙屋的建筑组群,在当地,把这种特高的围屋称为炮台,炮台内部设有祠堂,外部设有角 楼,立面比围屋要高,平面较围屋占地要少,整座建筑本身就是一座方堡。炮台平时不住人,仅在战时将人财物转移进去,象寻乌地区这种住宅与碉楼分体而建的组群,竟与东汉时期宅院内加建楼橹的组群不谋而合,这确实让人感到不胜惊讶。
现以古柏同志的祖居为例加以介绍(图十)。古氏祖居位于寻乌县晨光镇,其住宅是一座没有“后龙”的大型宅院,名司马弟内有祠堂,是家祠合一的建筑。为保护这座大宅院,遂于大门前的右侧增建了一座炮 台。炮台平面布局为方形,边长15X15米,没有角楼,外墙用条石砌成,立面共6层,高 17. 5米,围屋内部有木迴廓,平时不住人,也没有祭祀祖先的厅堂。古氏炮台是赣南最高的一座天井式建筑。象这样围龙屋与炮台相依存的组群建筑,笔者在寻乌地区共见到有四处。
图十 江西寻乌县围龙屋与“炮台”的组群
结束语
客家围屋、土楼、围龙屋的源起、演变、功能、性质、建筑特色等问题,是中国建筑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一课题已引起国内、国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笔者于建筑之学知识浅陋,故多着眼于历史来进行分析与研究,虽行文万余言,但或恐不及要领,万望方家予以指正。
(本文线图由龙年海先生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