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汉墓（三）：时代共性与区域色彩

赣南地区汉墓的时代共性与区域色彩

墓葬包括“墓”与“葬”，“墓”为空间形态的地下建筑，“葬”为丧葬仪式的活动过程。它是人类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人们对死亡的认知，蕴含着特定的社会礼仪制度和信仰习俗，并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各地墓葬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明显的地域性。赣南地区山多水密、空气潮湿的地理环境，以及秦汉时期发生过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人文环境，使得赣南地区汉墓既有汉代的时代共性，又有一定的地域色彩。

（一）土著墓葬与汉族墓葬的合流

赣南地区汉墓均为中小型墓葬，大多数遭到毁坏，且文献缺乏相关记载，因此墓主身份难以确定。但有几座墓葬，可以通过墓中图像等信息大致推测出墓主人的族属身份。

其中，定南蕉坑东汉墓“虬须人面图画像砖”（表四图1）和瑞金东升村鹅岭脑东汉墓“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表四图2）仅有头部或面部形象，但大耳、髡发及装饰“牛头饰”等特征，与百越民族“断发文身”的文献记载特征相符，应为百越民族形象。南康蟠龙镇武陵画像砖墓“谒拜图绳纹砖”（表四图5）和“出行图绳纹砖”（表四图6），记录了墓主日常生活的场景。“谒拜图绳纹砖”记录了一次谒拜的场面，人物众多，其中主人及执扇侍女、谒拜者、持戈卫士均饰有牛头饰，推测墓主人也可能与百越民族相关。

表四图1 虬须人面图画像砖

表四图2 牛头饰人面纹画像砖

表四图5 谒拜图绳纹砖

表四图6 出行图绳纹砖

在西汉墓葬中，南康蓉江杉树岭西汉土坑墓出土海产螺蛤壳，安远县濂江乡日新村坑头塞出土了一件西汉铜提筒（表五图1）。提筒主纹饰“羽人划船纹”共有四组船纹（图2），每条船上乘坐4位头戴高高羽饰的羽人，船头站立水鸟，船下海鱼、海龟游弋，表现了羽人行军或战争归来的场景。海产螺蛤壳和铜提筒海船、海鱼、海龟等纹饰均与海洋有关。刚好印证了《山海经·海外南经》“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身生羽”和西汉刘安《淮南子·地形训》“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对于百越民族饰羽、生活于海边的记载。这些东西可能是通过某种途径从岭南地区流通得来的，但“（海产螺蛤壳）这就为研究墓主的习俗和探讨汉代赣南居民的族属，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表五图1 西汉“铜提筒”

图2  安远出土西汉铜提筒“羽人划船纹”

由上可知，赣南地区汉墓的墓主人有一部分为百越民族。赣南地区已发现多处百越民族文化遗址，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1993年对赣州市沙石镇竹园下商周遗址的发掘。该遗址出土了许多具有百越民族文化特色的遗物，证明其是一处百越民族的聚落遗址。在赣县、定南、安远、上犹、龙南等地均有类似的文化遗址或遗物发现，考古学界将赣南地区发现的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竹园下类型文化”。它不同于赣中、赣北的文化类型，出土的器物反与粤东浮滨文化遗存和广东三水、东莞一带的贝丘遗存出土的器物相似，表明它可能是一种面向海洋类型的文化。

百越民族风俗、信仰与汉民族迥异。秦汉两代对南方百越展开征讨和实施治理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以至于“百越”至汉末便不再见于史籍记载。赣州沙石镇竹园下商周遗址考古表明，该时期百越民族盛行烤壁墓。这种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壁、底略呈红黑色，填土为灰黑色，内含炭粒，似经火烤。秦汉民族大融合后，百越民族的葬风葬俗受到汉族的严重影响，葬制逐步合流，并随着百越民族或融于汉族，或改头换面成为其他少数民族而消亡。在大余县池江村西汉墓葬墓底发现木炭、朱砂、红色漆皮；在南康荒塘东汉墓二号墓墓底也均匀铺垫了一层厚达1至2厘米的木炭屑。这种墓底放炭之俗承自百越民族烤壁墓的可能性极小，应该是一种受自然环境影响的防潮措施。

综观两汉赣南地区墓葬，并未发现烤壁墓得到延续。考察出土有百越民族面部形象的定南蕉坑东汉墓和瑞金东升村鹅岭脑东汉墓，也没有证据表明二者的墓葬形制与汉族其他墓葬形制有异。这说明至迟于汉代，或许还要比汉代早，土著墓葬与汉族墓葬就已经完成了合流。

（二）画像砖的图像意义与在地化表达

考古资料显示，在已发掘的汉墓中发现了大量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图像。这些图像的表现内容有两类：一类为死者灵魂升仙目的绘就的仙人、仙界和升仙等虚构想象的图景；二类是大量写实的图像，将墓主人的形象、事迹、狩猎、宴饮、出行、乐舞等进行描绘记录。赣南地区汉墓画像砖图像风格均为写实图像，其发展与传播一方面受到正统丧葬礼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地域风土的影响而产生在地化的表达方式。以“人物牛车图像”为例进行论述。

汉代墓葬有一种常用画像题材“车马出行图像”。在已发现的264座相对完整的画像石墓中有75座刻有车马出行图，此外还大量出现在墓祠、画像砖室墓等其他墓葬建筑中。车马图像很早即已出现，西汉时期在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等中晚期石椁墓中集中出现，东汉时期则各地大量出现。车马出行图像有成列的车马，队伍壮观，是汉代车舆制度在墓葬中的具体表现，一度被认为是考证墓主身份的重要因素。但后来随着中下层墓葬也大量发现此类图像，逐才认为车马出行图像更多是一种丧葬习俗与观念，与墓主身份、地位关联不大。

早期的车马出行图像，车马队伍朝一种被称作“都亭”的建筑进发，“都亭”处有人恭迎等候。据考，“都亭”建筑为墓主享受祭祀的墓地祠堂，表现墓主人的灵魂从地下赶赴墓地祠堂去接受子孙祭祀的车马出行场面。赣南地区汉墓出土的车马出行画像砖有瑞金壬田东汉墓车马纹画像砖，于都东汉画像砖墓拜迎图砖、车马出行图砖等。但都没有出现“都亭”建筑形态，其实同期的其他地方墓葬也大量存在单纯车马出行场面的图像。

于都县岭背乡汉画像砖墓拜迎图砖图像（图3）：左侧一轺车，车上乘二人，车前一导骑，向某地进发。右侧五人，其中前一人跪伏在地，身下一方框内置一对食器；中二人躬身施礼，后二人似为侍女，抬一物，下有一尊。显然，右侧一群人准备好了食物（一对食器），可能还有酒（侍女抬的尊），用来款待轺车主人一行。这些食物可能就是祭品，他们一群人在族长或家长的率领下，在祭祀自己的祖先。祖先乘车马来到被省略了的“都亭”墓祠中，接受后嗣的祭拜。

图3 拜迎图砖拓片（于都县岭背乡汉画像砖墓）

为何汉代中后期的车马出行图像没有了“都亭”建筑呢？此中原因，或许是汉代人们的丧葬风俗发生了重大变化，墓祠不再流行。人们祭祀祖先不用再到墓祠中去了，而是直接表现祭祀的画面。因此，车马出行图像随着传播的越发广泛，后来却越来越简化了，自然省略了“都亭”这种建筑了。甚至很多汉代墓葬根本不使用车马出行图像，仅用车轮纹表示墓主有车可乘。赣南地区汉墓即发现不少车轮纹花纹砖，与其他地区汉墓车轮纹无异。说明赣南地区汉墓“出马出行图像”是受汉代正统丧葬礼制思想影响传播而来的。

但在寻乌县澄江镇东汉墓发现的却不是“车马出行图像”画像砖，而是“人物牛车图像”画像砖，以及“左中□大吉阳宜侯王”铭文砖。铭文或许能提供墓主的相关信息，将有助于破译“人物牛车图像”的意义。遗憾的是，该铭文仅是一句吉祥语。在汉代铜洗中，发现铸有大量“长乐”“大吉”“吉羊”“大吉羊”“吉羊昌”“宜侯王”“君宜子孙”“保子宜孙”“富贵昌宜侯王”“富贵昌宜人”“大吉宜侯王”“王昌宜侯”“大吉昌宜侯王”等铭文；在汉代瓦当中，也有“干秋万岁”“汉并天下”“万寿无疆”“长乐未央”“大吉羊富贵宜侯王”等铭文。其实，在汉代画像砖中也有类似发现，安徽界首、太和县李阁乡、蒙城渦河闸等地分别出土了“大富贵宜侯秩”“宜侯秩”“宜子孙”等画像砖（图4）。甚至在赣南地区南康三益乡荒塘东汉墓出土的铜壶底部圈足内，也发现刻有阳文“大吉”二字（表五第三行）。此类铭文为吉祥之语，表达吉祥、富贵、昌顺之愿。

图4  汉代“大富贵 宜侯秩”画像砖拓片

（安徽界首出土画像砖，采自

《中国画像砖全集·全国其他地区画像砖》图一八六）

寻乌“人物牛车图像”画像砖浮雕一车、一牛、一人（图5）。牛甚为雄壮，角粗尾长，拉车面向一位着长衫、背微驼、手持杖的老者。老者注视牛车，神态似在等待牛车。该墓残存墓底和墓壁，墓底使用长方形砖错缝砌铺，墓壁则全部使用“左中□大吉阳宜侯王”铭文砖和“人物牛车图像”画像砖错行成排砌筑。车马出行图像砖石砌筑在墓葬中有相对固定的位置，一般配置在墓室前室、中室的门额、横梁或壁面上部以及莳让的门额较高位置上，且每墓发现的车马出行图像砖石数量一般为少量。而寻乌人物牛车画像砖为模印砖，从残存墓壁可见情况推测，全墓使用至少达数百块之多。

图5  东汉“人物牛车图像”画像砖拓片

（江西寻乌澄江镇东汉墓，采自《赣川望郡》）

牛是农耕社会的主要畜力，牛车既可载人又可载物。牛车始于何时，目前无考，不过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秦汉交替，战争造成经济凋敝，马匹不足，西汉“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东汉晚期，牛车日益受到重视，社会上层常乘牛车代替马车。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牛车得到进一步发展，牛车做得更为宽大、舒适，甚至出现天子乘牛车的现象。古代牛车分作两类，一类是有篷牛车，用以乘人，与马车相似；另一类无篷牛车，用以载物，称作“役车”。历代出土的牛车明器及图像即为此二类。比如，1966年贵州赫章可乐三号汉墓出土有“牛车图”画像砖（图6），“一个戴帽穿履之人，牵引牛车向单阙方向行进，旁有一树，另有一犬相随”；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出土了一辆牛车，由一牛、一车、一“驾车奴”组成。但汉代马贵牛贱依然是社会主流，及至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牛车才成为重要的出行工具。

图6 汉代牛车图画像砖拓片

（贵州赫章可乐三号墓，采自《中国画像砖全集·全国其他地区画像砖》图一九一） 

图7 北齐陶牛车

（山西太原圹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寻乌“人物牛车图像”充满田园色彩，除牛车图外，另有一持杖老者形象。此人是谁？综观汉代画像砖石，在四川泸州市大驿坝一号墓石棺和乐山市麻浩一号崖墓均发现有持杖道士图像，表达墓主在道士的帮助下灵魂升仙之愿。贵州赫章可乐三号墓牛车图亦有一人物，而寻乌“人物牛车图像”颇为写实，老者既非道士也非车夫。从该墓砌筑有吉祥铭文砖看，此图应该也有深意。贵州赫章可乐三号墓牛车图牛车向着阙楼行进，与汉代早期车马出行图马车向着“都亭”进发相似。东汉晚期牛车的地位越显重要，社会上层乘牛车成为风尚，估计用牛车代替马车在墓葬中表现车马出行也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物牛车图像”并未超出“车马出行图像”的意义范畴。“人物牛车图像”构画了一幅乡村生活图景，充满生活气息，图中老者估计是墓主形象。其含义为：左侧牛车为载物役车，专为老者送来相关物品，老者翘首以待牛车的到来。即喻指阳间与阴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比如生者向祖先祭祀供奉。这是基于遵循祖先崇拜“父慈子孝”的儒家礼教价值观下，依照当地丧葬风俗习惯制作的画像砖。

当然，还有其他可能。在汉代墓葬画像中，传播广泛的执杖老者形象是董永父形象。“董永事父”的故事流传了两千余年，最早出现于汉代，后不断完善成型：孝子董永贫，幼丧母，独侍父，父死卖身葬父。历代孝子图均有“董永事父”的故事。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董永事父”画像是目前可追溯的最早资料，容庚在《汉武梁祠画像录》中描述：“一人坐鹿车，左手执鸠杖，右手直前者，董永父也。”目前发现汉代董永事父画像主要表现董永鹿车载父或侍食的故事。如四川渠县燕家村东汉沈府君阙、渠县蒲家湾东汉无名阙、乐山麻浩一号东汉崖墓和二号东汉墓均有孝子董永事父的画像（图8）。董永父形象是坐车、执杖，二者形象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是否可以认为“人物牛车图像”：左侧牛车以示“耕作”，执杖老者喻指慈父。图像含义是宣扬古代社会的孝悌之义。二者构图的差异，或许是“董永事父”故事在汉代之时并没有完全定型，各地在传播过程中按照自己的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构图风格。

图8  董永事父像拓片（四川渠县蒲家湾无名阙）

（三）正统礼制思想主宰下的赣南丧葬习俗

人类产生灵魂观念以后，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依然存在，只不过换个世界继续以某种方式生活。汉代谶纬神学盛行，形成一种矛盾的丧葬观，认为身死灵肉分离后，灵魂要么升往天界、仙界，要么永驻地下冥府。因此，汉代墓葬常见有仙人、升仙、仙界等图景，表达“羽化升天”之愿；另一些墓葬则相信墓室即是灵魂永久的居所，应当围绕死者地府的生活进行布置，期翼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过上富足安乐的生活。在这种“事死如事生”观念的驱使下，墓室不仅是安放死者躯体的场所，也是一个灵魂转换存在的空间。对这个神秘、特殊的空间，当时人们极尽想象比附“阳宅”去营建规模宠大的“阴宅”墓室，并随葬大量的随葬品，厚葬之风盛行。

赣南地区汉墓也受此时风的影响，东汉时期营建了一批砖室墓。但受当时经济条件和墓主身份地位的制约，目前并未发现大型墓葬，以单室墓和“凸”字形墓居多。令人惊奇的是，赣南地区并未发现有表现“升仙”题材的汉代墓葬，说明汉代赣南居民认为人死灵魂是进入地府或转世阳间的。需要说明的是，在南康荒塘东汉墓出土了一件陶谷仓，学界有时将其与镇墓魂瓶归为同一类型“升仙”器物。但汉代谷仓尚处于魂瓶发展的早期阶段，其“升仙”功能是后期逐步形成的。

从出土随葬品看，赣南汉墓随葬品与北部（赣北地区）大同小异，多为方格纹壶、罐之类的实用器皿。赣南地区汉墓仅有南康三益乡荒塘东汉墓二号墓是保存完整的，其形制及随葬品的摆放等在考察丧葬习俗时具有代表性。该墓为“凸”字形券顶砖室墓，采用花纹砖砌筑，由墓室和甬道组成，墓底铺垫有木炭屑。随葬品多达52件，含陶器19件、铜器13件、银器8件和铁器12件。墓室打开时，随葬品摆放显得杂乱无章，发掘人员认为“这些器物在墓葬中的位置不明”。但仔细观察发现，在墓室后端摆放的器物有银手镯、银耳环，以及一柄长铁剑等；中部摆放的器物有铜盘、铜碗、铜镜等青铜器，前端摆放有各类陶器及一些大较大型的铜、铁器等。由此推测，后端器物应为棺中之物，中部器物可能是棺前祭祀物品，也可能是棺中之物，甬道及其靠近甬道的前端器物应为日常生活用具。铁剑置于棺内，肯定是墓主生前经常使用的武器，说明是一位武将。但棺中同出银手镯、银耳环等女性装饰之物，发掘人员据此推测此墓为夫妻合葬墓。但发掘报告并未说明该墓被重新打开过，狭小的墓室或许仅有一个棺木，若为夫妻合葬墓，除非墓主夫妇差不多同时死亡，这种概率不大。因此，推测还有一种可能，或许这是墓主亲属的遗物，或者出于银器具有某种镇邪驱鬼的功能而特意放置的物品。随葬物品看似随意的摆放顺序，可能并无特殊的组合含义，仅是将墓主的随身物品和心爱之物置于棺内，其他在地府所需的生活用品放于棺外。对于赣南这样偏远的地区，人们在遵循国家丧葬礼制思想的前提下，按照自己对生死的理解去对待亡灵。这或许正是汉代中下层墓葬随葬物品摆放的一般形态。

综上所述，墓葬是灵魂信仰的产物。汉代人高度重视死者灵魂的安放与去向，其所营建的墓葬地下建筑形态，以及一系列的丧葬礼制与民间习俗，均是当时人们鬼神观念和时代思想的具象表现。各个时代墓葬风格与特征的产生、发展、成熟与消失，都会受到来自当时社会上层礼制、主流思想、社会风尚和经济水平、自然条件等方面多重因素的干扰和制约。赣南地区汉墓虽然具有发现数量不多，规模等级偏低，且多遭盗掘破坏，出土随葬物品少等特征，但从已发掘和清理的墓葬资料看，在国家正统丧葬礼制思想的主宰下，赣南地区墓葬形制高度统一，厚葬之风同样盛行，具有鲜明的汉代大一统时代共性。同时，又因受到当地独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赣南地区汉墓在画像砖表现形态与丧葬风俗习惯等细节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区域色彩。

作者简介

钟庆禄，赣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历史学硕士，江西省宋史研究会副秘书长、赣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客家文化与历史文物研究，受表彰记功一次。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4项、省部级课题6项，主持完成省级课题1项、市级课题5项；参与赣州七里镇窑址、东晋“于都令墓”等考古发掘工作。出版专著《赣南文物与客家文化》，参与《中国节日志·春节志（江西卷）》《江西省志·客家志》等编撰工作，在《青海民族大学学报》《南方文物》《中国博物馆》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